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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为新招募的那些要独自在偏远的村庄工作生活的分行经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深感担忧。更糟的是，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是有极端倾向的年轻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武装的左倾游击队的影响。（我们过后发现，事实上，一些工作人员在开始为我们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军队”的活跃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允许我们使用的银行分行，职员们因为工作负担被加重而对我们愤愤然。他们无数次地拒绝提供服务或是和我们找别扭。有一次，情况恶化到那种地步：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用枪瞄准了一个当地的商业银行经理，威胁说，如果再不拨给格莱珉的贷款者更多贷款就当时杀死他。我们不得不解雇了那个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的经理要求调回达卡，那件事使得我们和那家银行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尽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没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那些前“人民军队”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员。这些地下斗士们都很年轻（通常是18到20岁），工作努力，有奉献精神。他们曾经想用枪和革命解放这个国家，现在，他们又在同样的村庄里奔走着，向一无所有的人们推广小额贷款。他们需要一个事业来为之奋斗，我们将他们的精力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事业上，而非恐怖主义。只要他们放下枪，我们就很高兴地雇用他们作为银行工作人员。
一开始，只有乔布拉村的几个骨干人员和我同来：我的年轻同事阿萨德、迪帕尔和谢赫·阿布杜德·戴杨（Sheikh Abdud Daiyan）。随后，当情势比较安全以后，我将同在乔布拉村工作过的两个女同事也带来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个还没完工的建筑里，我住三层的小房间，工人们仍在我周围工作着。在拉马丹期间，我打破了每日的斋戒，吃传统的清淡的伊夫塔（ 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腌甜的碎米（ chira），用红辣椒炸过的鸡豆，芒果片，还有撒上绿辣椒和洋葱的炸过后磨碎的兰豆（lentils）。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时候，不得不去打扰我的邻居。在最初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当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绪。夜晚，经常会有一个住在邻近破茅草屋里的老人给我端来 pantabhat，那是将剩米饭泡在水里发酵，浇上炸辣椒、生洋葱，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莱珉有规矩，不得接受任何贷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礼物。我只得很不情愿地谢绝了他送来的食物。
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必须在达卡中央银行的每月例会上进行复审。例会由参与这一试验的各银行所有董事经理参加，这是一个迟缓拖沓的过程。例如，我们在第37号决议上浪费了两个小时，就是否该给银行工作人员配备手电筒以便其在乡间走夜路而争论不休。一个董事经理认为，孟加拉的乡村生活不应该被手电筒的输入而“毁坏”，他想要我们的银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灯笼和煤油灯。与那些不断指责格莱珉改变了孟加拉乡村的社会根源的社会人类学家一样，这位银行家不愿允许引入任何听上去非传统的东西。富足总是带来变化，这又能算得了什么障碍呢？我为能带来变化而不遗余力。如果那个董事经理生活在坦盖尔和吉大港最穷的村子里的话，他也会全力那样做的。
1980年3月，我在达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再婚仪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几年以前就结束了。1977年3月在生下我们的女儿莫尼卡不久，薇拉决意离开孟加拉，她说，这不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虽然我们仍然彼此相爱，但就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定居达成一致。薇拉拒绝留下来，而我无法放弃孟加拉。我们非常悲伤地协定在那年12月离婚了。与来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对照，阿芙罗兹·贝格姆（Afrozi Begum）是曼彻斯特大学高端物理学方面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员。她和我一样，在东西方世界都能应付裕如。结婚后的几个月里，阿芙罗兹仍在英国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盖尔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盖尔来和我团聚，同住在办公楼的三层。从那时起，我们总是住在离办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办公大楼的楼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女儿迪娜·阿芙罗兹·尤努斯（Deena Afroz Yunus），她生于1986年1月24日。
到1982年11月，格莱珉银行的成员增长至280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我们是如何从1979年的500名乔布拉成员而达成这一飞跃的呢？我们的坦盖尔扩展的成功没有任何奥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们的银行工作者和经理们的努力与献身精神。很早我们就认识到挑选富有活力的年轻人来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惊的是，先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最合适做这件事。以前的工作经历会使刚参加工作的人分心，难以专注于格莱珉的理想与独特的操作程式。
许多年轻经理都将格莱珉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他们喜爱试验与冒险带给人的快感。经理负有建立起当地格莱珉分行的责任，他要为未来办公室选址，并画出那个地区的地图。他要就那个村子的历史、文化、经济与贫困状况等写出报告。为了使格莱珉广为认知，那位经理会将相邻几个村的包括村长在内的人都请来，参加一个“发布会”。会上，一个格莱珉的高级官员详细解释本银行的运作程序，请村民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格莱珉及其所有规章，或是拒绝它。如果被拒绝，本银行就保证离开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要求我们离开，但我们想从一开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们选择是否接受我们。
在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工作是高度专业的，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实地一对一的接触，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访问格莱珉的客人经常问我：“是什么使得格莱珉的员工或经理如此不同于其他年轻人的？他们为什么会乐于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对银行雇员们的培训规划，而那一规划就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坦盖尔时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大多数人在谈论有关扶贫规划的培训时，他们的意思是指要教给穷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莱珉，如果我们有任何为贷款者的正式培训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塑造成反贫困斗士的精英团队。
任何有硕士学位，或者至少通过了学士学位所有考试的28岁以下青年，都有资格申请成为我们银行的一名经理。我们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广告，收到了大量的申请。这些申请人中半数都有可能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一流经理。但是由于我们的培训设施有限，对申请人面试之后只能筛选出有限的人选。我们要求入选者到培训机构报到，在那儿接受两天讲解介绍之后，就被分派到各个支行去，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在那里继续接受培训。在他们离开以前，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仔细观察一切。你们今后的任务将是，自己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它要处处优于你实习了六个月的那个分行。”
这样，接受培训者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掌管我们的一家分行，来发现并了解格莱珉。我们使每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工作者沉浸在格莱珉的文化中，沉浸在穷人的文化中，教给他或她去看重赤贫者那未被开发的潜力。我们的培训课程很简单，但是艰苦严格，大部分是自学自教，没有阅读材料，也没有计算机教程。我们发现，孟加拉的村庄使年轻人对生活得到的了解，比从任何书本都要多得多。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他们对所见的一切提出批评，提出任何修改或改进的建议。当重新汇聚在达卡总部的培训部时，他们向同事们讲解自己的改进建议。这些经过一段实地实习的学员们总是会带来清新的空气，还带来敏锐的观察与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的报告里经常会指出，我们神圣的规章被违反了，或是我们钟表般精准的运作正在崩溃。他们的主要计划包括修改运作方式，对违规者进行严惩等建议。在接下来的公开辩论中，这些批评会渐渐的不复那么锋芒毕露，但在他们的报告中，确会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我们鼓励这些焕发精神的辩论，因为革新只能出自宽容、多样化和好奇的氛围之中。
与我们的经理不同，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硕士学位，他们只受过两年大专教育。如果进入政府机关，他们可能是地位较低的服务生或是办公室的勤杂人员，处于办公机构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我们每年都接到成千上万的要求成为银行工作者的求职申请，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接受大约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我们有意招收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学员。来面试的应聘者中绝大多数人（男性的85％，女性的97％）以前从没来过达卡。他们的父母常常得要卖掉庄稼、树木、奶牛、羊，或是首饰，来筹集他们应聘之行所需的费用。至少有一半申请人得靠父母借钱筹集旅费，其中许多是从放贷者那里借钱。我们的申请人中多半都是在面试当天到达达卡，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亲朋可以借宿，也没钱住旅馆或招待所。
几乎我们所有的申请人都是具有强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善良的人。大多一天祷告五次，那是一个穆斯林需要做到的。银行的工作艰苦，但入选者都很看重这个工作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尊重、自信与机会。他们在格莱珉工作的前景非常美好，虽然我们付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初级工资，但我们发现，那些工资高得多的私有银行很少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人员挖走。是什么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此忠诚？是工作本身吗？是培训吗？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吗？是他们个人迎接挑战的感觉，以及他们从帮助自己的国家而实现的自我价值吗？我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有他或她自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政治与社会状况，而且我们信任他们能够对客观现实做出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在员工中间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坚定地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我们的工作是从中挑选最好的方法。
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师。他们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其潜力，发现自身的力量，以从未有过的程度扩展他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教师。我也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师。格莱珉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是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学生，他们更把我看作是一个老师，而非老板，这使我很高兴。和老板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中规中矩，但和老师在一起，关系就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