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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这么一位热切地想帮忙的人的。我解释说：“贾纳塔银行不能对我们的项目提出拒绝，因为没有拖欠还款的。但是他们总要花两到六个月才肯批一笔新贷款，每一笔都要经过达卡的总行审批，而且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他们还要再多花几个月时间才能从指挥链的上端再绕回来。这样运作十分困难。”
阿尼苏扎曼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不能这样下去。这很荒谬。现在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从农业银行？”
“对。”
“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我希望农业银行在乔布拉建立一个分行，由我支配。我会订立它的规章与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允许我发放总额达一百万塔卡的贷款。给我一百万塔卡的限制，给我一年时间，然后盖上盖子放手让我去工作。一年以后再打开盖子，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事，就延长那个项目。如果不喜欢，就关掉那个分行，不提这件事，把我当作一个试验。如果根本没人偿还我们的贷款，那么最多你们也就是亏损了一百万塔卡。”
“好的。”阿尼苏扎曼说。他拿起电话，对他的秘书说：“给我接吉大港地区经理。”他捂住听筒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飞机？”
“对。”
电话中传来另一个声音，阿尼苏扎曼说：“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从达卡飞回去，他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校园。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还想要你听从他的指令。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命令你那样做。你明白了吗？”
“明白，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吗？”阿尼苏扎曼对着电话说。
“没有，先生。”
“好极了。那么，我不想听到说有任何事情出了问题。我不想听到尤努斯教授向我抱怨说，他的命令没有被遵从。你明白吗？”
我从阿尼苏扎曼的办公室走出来时仍然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外面的大街上扫地。她极瘦，光着脚，带着一个鼻环。像达卡大街成千上万的清洁工一样，这个女人一天干到晚，一周干七天，才能刚刚勉强维生。然而她还算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她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个女人，为了所有那些甚至不敢奢望一份清洁工工作的女人们，我要发展我的贷款项目。此刻，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第二天下午，农业银行吉大港地区的经理在我的起居室里等着我。他十分紧张的样子。我告诉他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阿尼苏扎曼多么热情地赞同我的学生们和我正在乔布拉村做的事。那个经理解释说，我需要写一个项目建议书。他会带几个同事再到我家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出资申请。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些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我需要多少贷款者？多少雇员？我提供什么样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险柜？我尽可能地回答了那些问题。几周以后，我收到了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议书，基于我告诉他们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复杂的洋洋巨著，充满了官僚的行话，甚至连读一页都极为困难。它什么也没说。我拿过一支笔，用我自己的话草草记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议简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这个分行的名字。我写道：
Krishi银行以“农业”这个专有名词作为它的名称，而我并不希望这个分行与农业有关联。在孟加拉，农夫并不是最穷的人。相反，与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我想要这个分行覆盖乡村的各行各业，诸如贸易、小手工业、零售业，甚至是走街串户的叫卖。我想要它成为一个乡村银行，而不是只关心收成与农作的银行。所以我选择“格莱珉”格莱珉（Grameen）出自“村庄（gram）”一词的形容词形式，意为“乡村的”，或是“有关村庄的”。这个词。
几个月过去了，阿尼苏扎曼终于有了消息，他要我去达卡会面。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点了一支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的董事们说，我无权去做我正在努力的这件事，”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不是银行的一个雇员，我不能把我在银行业的权力授权给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他的问题：“尤努斯，你真的想开一个我们银行的支行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只想借钱给穷人。”我回答说。
“你还想当教授吗？”
“嗯，教书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我热爱教书。”
“我不是在对你施加压力。我只是在把我的思考讲出来。”阿尼苏扎曼把头向后靠回去，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你可以放弃你在大学的工作而成为我们银行的一个雇员。那样，我让你做我的副手就容易了，我就可以授权给你而不怕董事会的不满了。”
“谢谢你，但我对成为一个银行家没有真正的兴趣。”我回答说；“我还是愿意当个教授。我有一个系要管理，有学生和教授们要照看，还要适应大学里的一些政治环境。我只是用我的左手做这项减轻贫困的工作，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愿意提名我的一个学生来做那个分行的经理。”
阿尼苏扎曼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任他的香烟缭绕散发。我可以看出，他头脑中正在转着各种各样的主意。“如果我不让你在法律上负责那个分行如何？从官方上讲，那个分行由该地区经理监管，但是从非官方上讲，他会做你吩咐他做的一切。他会从你这儿接受命令。如果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会到总部来，而我会批准的。你要提交一份那些目前正在乔布拉村为你工作的学生的名单。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成为那个分行的经理，其他人可以成为银行的雇员。”
想到我的同事们——阿萨德、努加罕和詹娜——平生第一次，终于要有实实在在的有薪水的工作了，我不禁莞尔。“我会称它为格莱珉分行。”我说。
阿尼苏扎曼点点头。“农行的格莱珉试验分行。听起来如何？”
“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嚣正在奔腾涌流，我看到一些带着婴儿的赤脚乞丐，睡在街边的女人，还有四肢残疾、身体消瘦的孩子们。
“城市的穷人是另一个问题。”阿尼苏扎曼长叹一声说。
“如果我们能在乡村减轻贫困，涌到达卡阻塞街道的穷人就会减少了。”我说。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祝你好运，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虽然仍是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但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管理我们的农行乔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员仍是我原来的那些学生。工作进度比与贾纳塔银行合作时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亲自为每一笔贷款担保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者仍不足五百人。虽然有许多成功的个例，但是看起来，我们并未在村庄积年已久的贫穷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进展。
1978年初，我应邀主持由中央银行组织的一个名为“资助乡村穷人”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办，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些美国专家辩说，借贷给农民的关键是要把利率定高。他们认为，有较高利息的压力，农民就会更加持续地还款。
这在我看来是讲不通的。我辩驳说：“孟加拉的农民在绝望的时候，无论向他们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都会借钱的。他们甚至会去向一个威胁要拿走他们所有一切的高利贷者借钱。”会议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着我。“我会付给农民一种负利率。”我解释说；“我会借给他们100塔卡（大约5美元），如果一个农民还给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债。你们看，借贷给农民的真正问题是把本收回来，而不是利息。”
我当时是在故意挑衅。这些政策专家们想使贷款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于是就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手艺人才敢借钱。而我则想把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这样，人们就会更愿意偿还他们的贷款了。
一位年长的银行家对我的讲述甚不耐烦。“尤努斯教授，”他开了口；“您的乔布拉试验算不了什么，与我们所经管的国有大银行相比，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就花白了头发的。请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个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战并没有使我吃惊。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拿我当回事，他们曲解我扩展项目的动机，并坚持认为，那在全国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希特·库马尔·甘戈帕德海亚（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终地倾听着。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真地想扩展我的试验。我告诉他是的。一个月以后，他邀请我出席一个由那些国有银行的所有董事经理出席的会议，讨论我的提议。
经理们对我的态度宽容而居高临下。当甘戈帕德海亚要求他们支持时，他们说：“当然，根本没有问题。”但那显然是为了取悦他的随口应承。实际上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认为，那些贷款者偿还贷款都是因为我是个可敬的大学教授，小额贷款项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为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城市。我试图解释说，穷人并不上我的大学，他们的亲人中也没有人会读会写，而且我在学术方面的声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围桌而坐的董事们听不进去。如果我真要展示这个试验项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银行复制的，我就得辞去教授职位做一个银行家，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
最终，我还是那样做了。吉大港大学批准我离职两年。1979年6月6日，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盖尔地区（Tangail）的格莱珉分行试验项目。
选中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同意，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许我们使用——其中一家小银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这样，我们在坦盖尔一共有了19个分行，在吉大港有6个，还有我们已经在乔布拉村建立的农行试验分行。突然之间，格莱珉壮大到了25个分行。
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运动中名为“人民军队”的地下组织的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