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
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
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
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
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
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
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