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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一饮而尽。这一手使其他汉奸自叹不如，末了博得了在场的日本主子的赞赏。
但使汪精卫难以吞下的苦果是，汪这个“儿皇帝”，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上台的，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使主奴关系更牢固地确立起来。订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拿手好戏。1940年4月23日，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特派大使来到南京，同汪举行“调整邦交会谈”，到8月底，炮制了一个日、汪《基本头条条约》。这个条约，远胜过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蠢举，大大超过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条约搞出来了，汪精卫想，这回日本人该认他这个“儿皇帝”了吧？但日本人却另有打算，并不急于要汪签字。而是暗中在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工作，日本认为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谈判破产，才算答应了汪的要求。
11月28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两天后，汪同阿部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接着，又同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满洲国”。
汪完成了上述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42年1月1日，汪精卫庆祝元旦，宣读《新国民运动纲要》并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谓：“自从去年贵国对英、美开战以来，由中、日事变，一转而为大东亚战争，敝国本于保卫东亚的意义，决定与贵国同甘共苦。国民政府将竭其全力，将保卫东亚的意义，将中、日两国同甘共苦的意义，使人人了解，人人力行，将竭其全力，使重庆方面的民众，早些接受我们的主张，和我们重在一起。其有执迷不悟的，更将竭其全力，使之崩溃。”然而，汪精卫非常空虚，1月中旬，汪精卫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举行第三次会谈，汪精卫唉叹：“关于对重庆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如若希望由于切断了‘缅甸路线'而蒋介石会屈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回顾和平运动的情形，令人伤心之事很多。在我离开重庆的当时，总是想通过什么办法，促使重庆方面能进行反省。因而一直继续不断地向重庆方面发出号召。但是，不论怎样的努力，终于没有能使他们幡然改变其意向，既然劝说而不肯听从，那么，除了打倒以外别无它法。”为向重庆示好，日军占领香港后，汪精卫特派陈璧君、林柏生、陈君慧、陈耀祖等前往香港，慰问被日军扣押的重庆重要人员。3月21日，对前途已失去信心的汪精卫，召开曾仲鸣逝世三周年纪念，哀叹“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伪政权中，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本人对此采取对各派都给予支持，分而治之；又利用这些矛盾，清除那些不顺从的奴才。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是日寇给汪伪政权开的一刀。
1943年，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让奴才们感到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这伙汉奸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准备后路。李士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失宠于日本主子的。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
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七十六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李士群与周佛海等十二人结为金兰，李的发迹是借助了周佛海的实力。先后任“警政部”的次长和部长、江苏省长等职，并击败丁默，独霸了“七十六号”。李的女儿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在周的面前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
此外，“七十六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周、李表面上的良好关系，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42年还是如此。
后来，李士群认为“公馆派”树大好乘凉，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两个人矛盾日趋激化。汪为扶植李士群，压周佛海，将“警政部”撤消，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任部长。李一跃而超过周佛海，当上了第一号特务，周、李矛盾更深，双方都以搞掉对方为快。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李后被日军毒死。
以后，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这支武装又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争权夺利。双方摩擦不断，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为以战养战，维持败局，在占领区大肆搜刮军用物资。李却组织一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军争利，激恼了日方好几个部门。但李置若罔闻，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日寇当时还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洋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但李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使大资产阶级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只有除掉李士群，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调和伪政权中的矛盾。
而且，汪伪“七十六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但是，李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暗下毒手，将其干掉。
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1943年9月6日晚，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李对日寇要对他开刀，已有所风闻，也处处戒备。可是见面后，冈村和熊剑东摆出一副真诚相见、尽释前嫌的姿态，李士群的警惕性也很快松弛下来。原来商定连冈村的香烟也不吸的李士群，不仅互相递送香烟，而且开始喝起汽水和酒来。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莱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即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36小时后，李周身出汗，连续高烧，瞳孔放大，关节失灵，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
李士群之死，汪精卫明知其中有名堂，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不敢追究。而且向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中将表示：“传闻汪精卫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汪对自己的亲信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而已。
汪对日本主子的强行霸道、无恶不作，总是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一次，有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后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哪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番话，感到无言可对。汪却继续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壮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汪精卫的这样一笔账算得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这样洋奴哲学可算够新鲜了。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亲信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日夕彷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下去”。
被日寇紧紧绑在战车上的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做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魄的思想情绪：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20“无耻之徒”骂大汉奸
吴稚晖与汪精卫从至交、好友到死敌/“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从极香到极臭有“无耻之徒”雅号的吴稚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但实际上他是既要官当，又受贿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同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一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会后，又写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以后右派得势，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失势，他就加以否认。其德行就略见一斑了。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内部兼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有人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有人问：“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呢？”他却说：“我当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和邓演达对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