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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终日。
许多电影明星被揪斗了。他们被罚跪，示众挨打，受尽侮辱。老嘎虽然也演了不少角色，但是反派配角，不为人注意，幸免于难。每天他从剧团下班回来总要带给我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我们悄悄议论，心情沉重。
组织瘫痪了。造反派起来了。我们也慢慢从惊恐中觉醒。于是也参加群众组织，学着造反，写大字报，印刷材料，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毛主席语录一公布，便随着广播喇叭去集合，敲锣打鼓，从小关一直游行到北海公园。
不久，为我们操劳抚养大两个孩子的母亲被遣返老家。老嘎和我带着两个孩子送到火车站。车站闹哄哄，不少被遣返的老人，有的剃着阴阳头，有的哭哭啼啼。我母亲本享有公民权，但那时怎容说理。母亲深明大义，没有流一滴眼泪，坐在车窗前还在对我们挥手微笑。前途如何，不得而知，也无法妥当安排。我觉得好像把她不负责任地弃之荒野；然而，我无法保护已经花甲之年的老母，也只能硬着心肠这样做了。回到家中，我努力克制内心的伤痛和忧虑，以“大义灭亲”四个字来勉励自己。晚上，两个孩子，一个默默地坐着，一个用手臂枕着头趴在床边嘤嘤地哭。两个孩子都是这样，从不大声哭闹。我忙自责地安排他们睡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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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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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越来越深入，揪“走资派”，揪牛鬼蛇神已经过时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越打越激烈，互相揪暗藏的反革命。
忽然风闻对立面要揪斗我，说我是托派分子。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行者陈独秀先生曾在四川江津县我伯父施民瞻（曾长期任教于江津县立中学）家中借住。另一位早期共产党人何之瑜先生曾经在我就读的国立九中任历史老师。我被牵连上了，心里很沉重。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是人格侮辱。我自忖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任何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没有做过伤害共产党的事情。在旧中国我的大学时代，我是进步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参加过抗议美军“沈崇事件”暴行的活动，参加过声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的罢课活动；参加反美抗日运动，并且参加了地下党外团组织，解放后又再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年青时根本不明白托派是怎么回事。如果也要被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斗争，我真受不了。我不能容忍被诬蔑，那段时间我看到的天是昏暗的，看不见阳光，看不见鲜花，生活已不再美丽……我真正体会到那些被迫含冤自尽的人们的心情。但我没有对老嘎说什么。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夫妻反目成仇，父子互相揭发。老嘎是共产党员，他会怎么想，如果他和我划清界线，怎么办？老嘎看出了我的低沉，压抑。他问我：“你有什么问题？”不等我说，他就接着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重于千钧，使我感到像一条迷航的小舟望见了灯塔，靠上了岸。我的心不再飘浮无着，我有了迎战的思想准备。很多年后，我问老嘎：“你了解我的过去吗？你这么说，万一我真的有问题，你不怕受株连？”他“嘿嘿”一笑说：“其实我也不了解，株连就株连呗。”这就是我这“缺少政治”的丈夫。他不会献殷勤，不会甜言蜜语，但大风大浪袭来时他是我坚定可靠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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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的合照都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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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嘎提醒我：“你那柜顶上放着的日记本和信件还不赶快处理？”
其实我早就忧心忡忡地想着我那些记载了二十多年生活的宝贝。试想旧社会的日记，随便抓一条就能上纲上线打成反革命。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好好的一个人几分钟就会变成反革命，令人胆战心惊。
老嘎搭着凳子从柜顶上拽下我那只积满灰尘的麻袋，那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朋友来往的信件。
我从上初中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积累了厚厚的十几本。有的本子装订很简陋，还是抗战期间的黄色的竹纸。有的很精致，还烫着金边。那里面记录了我金色的童年和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我喜欢保存朋友的信件。我是独生女，没有亲兄弟姐妹，所以格外珍惜友谊。那些信件也是成扎地捆着的。
老嘎帮我一同烧日记和信件，烧成灰以后再倒进抽水马桶冲下去。越是精致的日记本越难办，都是硬纸壳的封面，全靠老嘎用力掰扯才好烧。
那时的纪律，谁也不许在家烧毁东西，怕你销毁反革命证据。谁家的烟囱冒烟，就会有人来查问。老嘎就不时下楼到外面去散步，看看有没有露出痕迹，然后再回来帮我烧。
烧完了日记，再检查照片。凡是怕沾染上问题的照片都烧，包括我和父亲的合照。因为我父亲那时已被错划成右派。
幸亏我的丈夫不是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否则真不知道这段日子，我将怎么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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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对象聊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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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军宣队突然宣布北影厂全体职工，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要下到五七学校去。
五七学校的生活，和其他的五七干校大体差不多。白天劳动，插秧，种稻。晚饭后开斗争会，斗争历史反革命分子，抓“五？一六”分子。
军宣队揪出来一批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使全厂震惊的是录音车间的中共地下党员、录音师陈燕嬉同志。她被作为一枚炸弹在大会上爆炸，说她有严重问题（被指控为国民党暗藏潜伏的特务分子），由革命群众看管隔离审查。陈燕嬉平时口碑很好，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尽职尽责，很受同志们敬重。忽然说她是反革命，令人不敢相信。
军宣队成立了材料组，专门整理核实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老嘎被指定为材料组组长，主要分管历史反革命部分。
搞材料就要去外调。出去时，总有一位军宣队的年轻战士同去。有一次老嘎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外调，调查对象是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辛实。张曾经是老嘎的领导。张辛实见到老嘎不由得说了一声：“咦！葛存壮！”言外之意是：“你怎么没有被揪出来！”是啊！所有出名的演员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老嘎应该说还擦了一点边，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是一条漏网之鱼。
一般情况，外调的对象多半是被揪出来的“黑帮”。所以总要先被训斥，弯腰，低头，撅着。老嘎恰恰相反，和颜悦色。提问，谈话，像聊家常似的。有一次他到上海去找上影演员李纬调查情况。见面后，他说：“你看来身体不错啊！”李纬回答：“是啊！年轻时喜好运动。”还有一次，老嘎对调查对象说：“你也是受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了解党的政策。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那人很感动，说：“我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到底是从北京来的……”但是，同去的军宣队战士都很看不顺眼。老嘎心里明白，但仍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老嘎和一位战士到昆明去外调，乘坐火车，买的是硬座。火车很挤，没有座位，一直站到昆明。到了那里，没有找到调查对象，没有休息，立即返回，又站了两天两夜。来回加起来是四天四夜。回来时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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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科长发动二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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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老嘎最棘手的问题是解放初期中电三厂（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三分厂——原属国民党领导）的一把火。这本来是已由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作出结论的问题，由于电线老化造成的火灾，并非由敌人故意纵火所致。但是这次又由军宣队提出重新审查。中电三厂的问题涉及的人大约有十几个，经过详细阅读研究材料，焦点集中到一个名叫叶炯的人。他原来是中电三厂的总务科长，已被判刑，刑满后在宁波继续劳动改造。老嘎经过军宣队批准，决定到宁波去审查叶炯。同行是美工师屠居华。
老嘎和屠居华找到了叶炯，就一些疑点提出问题。叶炯却一口咬定他所交代的都是事实。说他曾经见过韩国二战时期的总统李承晚，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发动的。他说他在中电三厂组织了一个潜藏的反革命集团。更有甚者，他在当地农村还组织了一个反动集团，成员就是当地的一些青年农民。他主动给自己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总之，他胡编乱造了许多材料，唯恐天下不乱。老嘎和屠居华识破了他的拙劣伎俩，再三追问他，李承晚是怎么到你家的？李承晚是什么模样？你是怎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等等。叶炯的回答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逻辑可言，显然不是事实。这样一来，他就使许多清白无辜的同志陷入悲惨的境地。老嘎和屠居华一方面向他再三说明党的政策，一方面拆穿他的谎言。终于在第三天，叶炯承认他过去的交代材料纯属捏造，推翻了以前所写的内容，重新写了一份比较符合实际的材料。如果说老嘎和屠居华的这一次行动挽救了十几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并不过分。如果老嘎为了保全自己讨好军宣队，昧着良心把这些同志都定成反革命，他们将遭受更多的折磨，甚至是牢狱之灾。我问老嘎，叶炯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嘎说，他最后坦白，他想把问题搞严重了回到监狱里去，在那里劳动下班还有现成的饭吃。现在他孤家寡人一个，劳动回来还得自己做饭，不如在监狱舒服。到现在老嘎和我谈起叶炯的交代材料，我们还觉得十分可笑。一个小小的总务科长还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承晚居然还到过他家，这么幼稚可笑的谎言竟然骗过了许多人。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有多混乱、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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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个反革命分子也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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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已经搞了一年，还没定下一个反革命分子。军宣队怎么向上级交代？有一天，军宣队的第一把手来到五七干校召开各连材料组成员大会，一开始就说今天要定几个“军统”，几个“中统”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整个会场，杀气腾腾。然后让各连材料组汇报进展情况。在汇报过程中，老嘎一直在思想斗争。他应该说真话？还是沉默不语？他充分了解军宣队的权威，知道将碰到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巨石。但他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发言：“我看一个也定不了。所有的材料都还张着口子，问题没有落实。”老嘎说完，全场鸦雀无声，老嘎是材料组组长，他的话有相当的分量。接着，军宣队领导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一位材料组成员低声对老嘎说：“你今天放了一颗卫星。”老嘎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句话是褒是贬。我说，应该是肯定你的意见吧。接着，军宣队成员到各连材料组去放风说“材料组也有左中右。”“有人要给反革命分子翻案。”和老嘎知己的同志告诉他小心点。无形的强大压力使老嘎心里委曲又愤慨。他说这句话是确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是负责的，没想到会招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太缺乏政治头脑了。他原以为提出问题可以讨论。人家军宣队急于拿出成绩报功，他却给人迎头一棒，干脆直说一个也没有。老嘎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身体承受不了，头疼头晕，血压升到120…200汞柱。经大夫检查，诊断报告“高血压危象，建议回城就医”。我送老嘎回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