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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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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相见，我趁机一个人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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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嘎认识的时候，还在电影学校（电影学院前身）编剧班学习。有一天，一位女同学琴问我，愿不愿意认识一位男同志。我感到有些意外，介绍男朋友？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嫁不出去了？那年我25岁，身边也还有爱慕追求者。不至于找不到婆家吧。
记得在我上初中时，也就十三四岁吧。五位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议论，看不起那些从学校毕业出去就结婚成为家庭妇女的女生。我们五个人写了一张协议，说谁先结婚就要罚请其他的几人吃鱼翅海参席，那时我们认为鱼翅海参就是最贵重的东西了。我们都认为早早结婚是没出息的。这份协议，人手一份。但经过动荡的年代，那纸协议早已不知去向。五位好朋友也各奔东西，知交半零落，直到几十年后才又联系上。
介绍人琴又对我说，那男同志原来和她在一个文工团，现在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很会演戏。人也很好，名叫葛存壮。我听说是演员，不大感兴趣。我有点传统观念，认为演员浮躁不可靠。琴就又说他不是演小生的，经常演老头和反派。你愿意的话，见一见，不愿再接触就拉倒。琴真是一位好心人，老嘎和我都没有托她，她完全出自好意。俗话说，成全一件好事，胜造七级浮屠。我俩都感激她。
我从小是被安徒生童话和《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陶冶长大的，喜欢浪漫情调。在我心里，爱情应该是一见钟情，或长期相处自然生情，把两人生拉硬拽到一起，那是对“爱情”的亵渎。但解放后，小资情调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而革命队伍好像很时兴介绍对象。这种做法和旧时封建的一套又有所不同。出于好奇和新鲜感，还有对琴的信任，我同意和老嘎见面。
那是在一天的晚饭后，老嘎在琴和另一位女同志陪同下来到我的宿舍。当时我们的学校刚刚兴办，还没有像样的校舍，暂时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一所旧王爷府里。前院有一间大课室，后院是四合院，男女生都住在这个小院里。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院子里热热闹闹的。老嘎进来没人留意。我和另外一女同学住一间大约七八平米大的房间。两张床，一张书桌，很简陋。他走进来，给我的感觉并不陌生。就像许多当时的青年一样普普通通，看上去还顺眼，也较沉稳。我们刚交谈了几句话，琴她们便出去了。我觉得很别扭，大家在一起聊聊应该更自然一些。说来也巧，一位王姓男同学在长影认识老嘎，他没察觉什么异样，热情地进来和老嘎聊天，我就趁机一个人溜走了。你说可笑不？人家在那儿“相亲”，“红娘”都识相地回避了，他却来插一杠子。真是一个很好的小品素材。
我跑到前院和同学们一块打乒乓球去了。不一会儿，老嘎和那位王同学也一同来打乒乓球。印象中他打得还不错。最后他怎么离去的，我没有印象了。多年后老嘎告诉我，当初琴说要给他介绍一位朋友，还给他看了一张一寸大的照片。我真想不起来这是一张什么照片，我怎么会给她照片？老嘎看了照片说：“挺漂亮的嘛！”而且立即想起他曾经在一次电影局的全体大会上见过我。他说我就坐在他前两排，那是冬天，我的脸颊和鼻头都冻得红红的，给他留下了印象。这大概就是缘份吧。我追问他什么印象，很想听他赞美我，他就是不说我长得漂亮。他从来没有当面赞美过我，倒是在别人面前夸过我。有一次我家的小保姆告诉我说，“我问伯伯，阿姨年青的时候漂亮吗？伯伯说，绝对漂亮。”这就是我的丈夫，对他的妻子这么吝啬。
几天以后，老嘎来问琴我的态度，愿不愿意发展。我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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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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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时间内，我和老嘎有时出去逛公园，有时通通信。他经常在外地拍摄影片，不常在北京。
有一次，他约我到北海公园去玩。我那天没有来得及吃早点，就想在小卖店买一个面包吃。老嘎却坚持要到园内的饭馆去。坐下来，要了不少点心，根本吃不完。我觉得他太浪费，他是不是要在女孩面前摆阔，这可不好。日子长了才知道他就是这样出手大方。平时只要有亲友来，到饭馆吃饭，他总是要许多菜。花钱不计后果。因此我们家一辈子闹穷，没有一点存款，常借债度日。直到老年改革开放了，才松一口气。
有一次，他拍戏路过我老家四川省江津县，我请他看看我的出生地。火车站是在江津县城的对面德感县镇，和县城隔着一条浩瀚的长江，到站只停留几分钟。他赶紧下车在路边摘了几朵野花。野花压在书里做成标本后，他寄给了我，以慰藉我的思乡之情。我已经几年没有回过家了。
有一段时间，他在《猛河的黎明》影片中扮演角色，拍完外景后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做后期。他让我请假到长春去玩玩，我请假去了。长春真冷啊穿着笨重的棉袄棉裤还觉得冷。他在火车站接我。下车后，他带我到长春最好的一家饭店去吃饭。其中的一个菜好像是番茄味的瘦肉片，特别好吃，那好吃的滋味让我一直忘不了。后来我问他是什么菜名，他也说不上来，已经忘了。
我在长影住了几天，他带我到食堂去吃饭，我第一次吃高梁米饭，觉得挺香，挺有嚼头，但是有点不容易消化。因此他常给我买面包和香肠吃。
他给我讲他在拍《猛河的黎明》时的故事。他演一个敌副官。有一场戏，他出去刺探情报后回来，几天没吃饭，饿极了，给他端来猪蹄和白酒。他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但那白酒是用凉白开代替的。他拍了一次没过，又拍一次，接连拍了三次。他只好吃了三次又肥又腻的猪蹄就凉白开。结果自然就拉肚子了。说得我直好笑。
这几天中，我们的感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基本上确定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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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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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学校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领导让我到通县农村去深入体验生活。那时农村正按照刘少奇同志意见，整顿合作社。非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可以退出，要退够以巩固合作社。每天晚饭后开会讨论，熬到深夜，社员讽刺说是“熬鹰”，这次不是号召农民入社，而是退社。有些比较早成立的合作社，成绩显著，比较巩固，社员不愿退。有些后进的合作社一下子便散摊了。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我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又犯了，心动过速，浑身无力。在村里又无医无药，老乡建议我请当地会针灸的老大爷治。那老大爷把两寸长的针别在油吃麻花的棉袄袖子上，抽出来就往我肚子上扎下去。针没有消毒，我的皮肤也没有消毒，而且隔着裤子就扎。把我吓得也不敢说什么，只好闭着眼睛任他去了。
就在我虚弱无助的时候，老嘎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说他刚拍完影片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来了。从通县长途汽车站到我住的村子还没有通汽车，需要步行十几里小土路。他说一点也不累。
在我到农村以前，老同志们教我，说自己已经结婚，这样会让老乡们认为你比较成熟可信。因此，老嘎来了，房东老乡就要给我们腾房子。把我们给吓坏了，赶紧谢绝。后来，老嘎就和老乡挤一块住了一夜。
第二天，老嘎走了。他走在小路上，十几里地，一边走一边乐，看着空旷的田野，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嘎的到来也使我感到自己病弱的身躯有了依靠的肩膀。
虽然那时已不兴什么订婚仪式，但我们就算是已经订婚了。他没有向我求婚，好像从来就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空词，但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用不着再有什么多余的话了。
那个年代，恋爱双方都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政治历史等等。现在的青年则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多少存款等等。我和老嘎彼此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家庭和历史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已经再三交代。如果在爱情婚姻中还要掺杂那么多政治因素，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嘎这个人缺乏政治意识可想而知。如果他喋喋不休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历史等等，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到一起了。当然我也从来没问他的家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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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戏言，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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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文化部组织干部下乡搞整社工作。我们北影厂由汪洋厂长带队，组成十几人的工作组，下到北京市的郊区县去。我也参加了工作组。
一次工作组集中到乡里开会，我们七八个女同志睡在一个炕上，大家闲聊，相约回去后再生一个孩子。本来是戏言，没想到回到北京后，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现在想来，我们都太不识时务，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三年困难时期怀孕生孩子，营养不良让母子身体都受影响。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到王府井北口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会后找一个饭馆补充营养。在排队等座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发空哆嗦，好像要休克，赴紧蹲下去才挺过去了。
我们家平时三口人吃饭，老嘎，母亲和我。为了避免三人互相谦让反而把饭剩下，买了一杆秤，称了米分放在三个碗里蒸着吃。我的饭量原本比他们小一些，就由我每天省下一点棒子面，用来喂两只母鸡。我妈用一勺棒子面拌在剁碎的菜帮子里喂鸡，把它们生下的蛋给我攒起来准备坐月子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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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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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二胎，被安排在北京市妇产医院。那天下午我去做例行检查，从骑河楼转几次车，再从18路车站走20分钟回家后，就感到不对了，又有早产征兆。第二天清早，住我家楼下的同事老赵送我上医院，又一次开始了保胎的日子。
老嘎总是那么幸运，每次我上医院生孩子时，他都躲过去了。那时他拍影片不在家。
已经有了第一次保胎的经验，我不急不躁，乖乖地卧床，注射保胎药。直到二十天后，医生发现我血压突然升高，决定不再保了，说是血压高了胎儿也就不能接受营养，停止注射保胎药。真灵，一停止注射就要分娩了。我一个人躺在产床上等待着，医生对第二胎不那么关心，忙别的产妇去了。
同样，我的女儿也是那么小，虽然生的时候不疼，但我在等待那最后一刻、胎儿往外冲刺的时刻，真的像运动员在赛跑时最后冲刺的感觉。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世界末日来临”的幻觉，啊！怎么熬过去这最后的一刻啊！
我仍然没有哼一声，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是一个坚强的母亲。
女儿终于冲出来了。我没有和别的母亲交流过，分娩的过程真是很特别，那胎儿会主动地很有劲地往外冲，她哪来的那股劲？医生告诉我，是一个女孩，只有5斤重。唉，跟她哥哥一样，又是一个早产儿，又是一个皱皱巴巴的丑小鸭。但我很高兴，这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有了一个儿子，就盼望有个女儿。老嘎说女儿好玩，你可以给她打扮，做漂亮的衣服给她穿，打扮得像个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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