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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大发宏论，反来复去讲个没完没了，得制止他了，”波尔菲里笑了。“您想想看，”他转过脸去，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在一间房间里，六个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而且在这以前大家都灌了一肚子五味酒②，——您想象得出来吗？不，老兄，你说得不对：‘环境’对犯罪的确有重大影响；这我可以向你证明。”
①法朗吉大厦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幻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宿舍。
②一种用果汁、香料、茶、酒等制成的混合饮料。
“我也知道，有重大影响，可是请你说说看：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败坏一个十岁小姑娘的名誉，——是环境迫使他这么做的吗？”
“这又有什么呢，严格地说，大概也是受环境影响，”波尔菲里说，态度高傲得令人吃惊，“对一个小姑娘的犯罪行为，很可能用‘环境’来解释，甚至非常可能。”
拉祖米欣几乎气得发狂了。
“好吧，如果你想听的话，我这就给你解释，”他吼叫起来，“你的睫毛所以是白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伊凡大帝钟楼①高三十五沙绳，而且我能解释得明白，确切，进步，甚至还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怎么样？我承担这个任务！喂，要打赌吗？”
①伊凡大帝钟楼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始建于一五○五——一五○八年，一六○○年接高。钟楼高八十一米。一沙绳（俄丈）等于二·一三四米。
“好，我打赌！咱们倒要听听他怎么解释！”
“哼，他总是装模作样，鬼东西！”拉祖米欣高声叫嚷，跳起来，挥了挥手。“跟你说话，不值得！他是故意捉弄人，罗季昂，你还不了解他呢！昨天他站在他们那一边，只不过是为了愚弄大家。上帝啊，昨天他说了些什么啊！可他们却高兴得不得了！……可他能这样谈它两个星期。去年，不知为了什么目的，他想让我们相信，他要出家去作修士：一连两个月坚持说，他要这么做！不久前又突然想要让人相信，他要结婚了，结婚的一切东西都已准备就绪。连新衣服也做好了。我们都已经向他道喜了。可是不但还没有新娘，而且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你就是说谎了！事先我是做了一套衣服。因为做了新衣服，才有了哄骗你们的想法。”
“您当真是这样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吗？”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随便地问。
“您却认为不是吗？您等着吧，我也会让您上当受骗的，——哈，哈，哈！不，您要知道，对您我要全说实话。由于什么犯罪啦，环境啦，小姑娘啦，由于所有这些问题，现在我倒想起您的一篇论文来了，——其实，对这篇论文我一直很感兴趣。《论犯罪》……还是叫什么呢，题目我忘了，记不得了。两个月前在《定期评论》上拜读了您的大作，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论文？在《定期评论》上？”拉斯科利尼科夫惊讶地问，“半年前，我从大学退学以后，因为看了一本书，的确写过一篇论文，不过当时我是送到《每周评论》报去，而不是投寄给《定期评论》。”
“可是被《定期评论》采用了。”
“因为《每周评论》停刊了，所以当时没有发表……”
“这倒是真的；不过《每周评论》停刊以后，与《定期评论》合并了，所以您那篇论文两个月前就登在《定期评论》上了。您不知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确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会呢，您可以去问他们要稿费呀！不过，您这个人性格真怪！离群索居，像这样和您直接有关的事竟会毫不知情。这是事实，不是吗。”
“好哇，罗季卡！连我也不知道！”拉祖米欣叫喊起来。
“今天我就去阅览室，借这一期杂志来看看！两个月以前的吗？日期呢？反正我会找得到！真有你的！可他什么也不说！”
“不过您怎么知道那篇论文是我的？这篇文章的署名只是一个字母。”
“是偶然知道的，而且是前两天才知道的。通过编辑；我的一个熟人……我非常感兴趣。”
“我记得，我是分析罪犯在犯罪的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不错，您坚持说，犯罪经常是与疾病同时发生的。非常，非常新奇，不过……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倒不是您论文中的这一部分，而是在文章结尾提出的一种观点，可惜，对这一点您只是模模糊糊地作了一些暗示……总之，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文章作了某种暗示，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不是能够，而是有充分的权利胡作非为和犯罪，似乎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拉斯科利尼科夫冷笑了一声，因为对他的观点竟这样夸张地故意予以曲解了。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犯罪的权利？不过不是由于‘环境所迫’吧？”拉祖米欣甚至有点儿惊恐地问。
“不，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波尔菲里回答。“问题在于，在他那篇论文里，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听话，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您要知道，他们是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却有权犯各式各样的罪，有权任意违法，为非作歹，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如果我没误解的话，您的意思好像就是这样吧？”
“怎么能这样呢？这决不可能！”拉祖米欣困惑不解地含糊不清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冷笑了一声。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想促使他做什么；他记得自己的文章。他决定接受挑战。
“我的文章里不完全是这样讲的。”他简单而谦逊地说。
“不过，说实在的，您几乎是忠实地叙述了我的论点，也可以说，甚至完全忠实……（他似乎乐于承认，完全忠实。）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我根本没有像您所说的那样，坚持说，不平凡的人一定、而且必须经常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我甚至认为，报刊上根本就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只不过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也就是说，并不是官方给予的正式权利，而是自己有权允许自己越过自己的良心这道障碍……越过其他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必须这么做的情况之下。您说，我的文章说得不清楚；我愿意尽可能给您解释清楚。我认为，您好像希望我这样做，也许我并没猜错吧；那么请您听着。照我看，如果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开普勒①和牛顿的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世人所知，除非牺牲一个、十个、百个、甚至更多妨碍或阻碍这一发现的人的生命，那么为了让全人类都能知道自己的发现，牛顿就有权，甚至必须……消灭这十个或一百个人。不过，绝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牛顿有权任意杀人，或者每天在市场上偷窃。我记得，我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对此加以发挥，说所有……嗯，例如，即使是那些立法者和人类社会的创始人，从远古时代的，到后来的莱喀古士②、梭伦③穆罕默德④、拿破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罪人；单单由于这一点，他们就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制订了新法律，从而破坏了社会公认、神圣不可侵犯的、由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而且，当然啦，如果流血（有时是为维护古代法律英勇献身而流的完全无辜的血）能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决不会在鲜血前止步。甚至令人奇怪的是，绝大部分这些人类的恩人和创始人都是特别可怕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总而言之，我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人，不仅是那些伟大的，就连那些稍稍越出常轨的人，也就是说，就连那些稍微能提出点儿什么新见解来的人，就其天性来说，必然是罪人，——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然，他们就难以越出常轨；而让他们循规蹈距，不越雷池一步，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又是由于他们的天性，而照我看，他们甚至有责任不同意。总而言之，您可以看出，到此为止，我的观点中并没有任何特别新鲜的东西。这些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上千次，人们也看过上千遍了。至于说到我把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那么我同意，这样划分有点儿武断，不过我并没有坚持说，这两类人各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只是相信自己的主要观点。这观点就是：按照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当然，这样的分类，可以无尽止地划分下去，但是区分这两类人的界线却相当明显：第一类，也就是那些材料，就其天性来说，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距，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照我看，他们有义务驯服听话，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却都会违法，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多区别；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要求为了更好的未来，破坏现有的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需要跨过尸体，需要流血，那么在他内心里，凭他的良心，照我看，他可能允许自己不惜流血，——不过这要看他思想的性质和规模而定，——这一点请您注意。仅仅是就这个意义来说，我才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到了他们犯罪的权利。（请您记住，我们是从法律问题谈起的。）不过用不着有过多的担心：群众几乎永远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总是会处决或绞死他们（或多或少地），而且这也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也就完成了他们保守的使命，然而到了以后几代，这样的群众又把那些被处死的人捧得很高，把他们供奉起来，向他们顶礼膜拜（或多或少地）。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第二类却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全世界，增加人的数量；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这一类人，还是那一类人，都有完全同等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他们都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