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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先生问我是否可以带点东西来以便帮助他更多地了解我。我有一本“日记本”——那是一叠理得整整齐齐的纸，装在一只粉红色学校文件夹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麦克先生打开日记读起来：
我会消失在一阵喷烟中，人们惟一注意到的东西便是那一喷！
我的脑子里有那么多的思绪在飞，我只能抓住一个而又丢了另一个，就像那些乒乓球互相弹来弹去……那叫什么来着，随机运动。就是那样。我感到我要迸裂了……因此我就像乒乓球一样经常一下子朝不同方向移动啊，飞啊……
一匹马疯狂地奔过我的胃，
要是我想安详平静地坐着，它不会让我这样做。
1991年12月12日
几天后，麦克先生看到我在吃午饭，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我对读到的东西很惊奇。”他对我说，边把日记还给我。“我的意思是，嗖！你脑子里一直是一小时跑一百万里路，对不对？”
“我想是。”我说。
“你需要慢下来。”他告诉我。但是我不想。我担心在班里的名次。
他跟我说我可以参加文化遗产课程。
我对分数非常在意，我甚至在前一年的新年打算里给自己打分。“叫人时更有自信”和“尽可能帮助玛丽的功课”我得了优，“早点寄圣诞贺卡”得优（虽然“寄今年剩下的贺卡”我得了不及格）。
在“保护皮肤”、“经常读一本书”、“每件事都有计划（学期、月、周、日）”以及“参加学生会议（星期二上午）”等上我得了良。在“每天到学校去（除非病入膏肓）”上勉强得了良。
“每周跑步六次（每天至少跑六英里）”我得了中。
新年打算第十一条，“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被再分成“1。少闲扯（说些好事情而不说坏事情）”得了良，“2。对妈妈少大喊大叫”得了中，以及“3。改进跟朋友们的关系”得了中。
不幸的是有几条我打了不及格，分数分别是：
“练习拉小提琴（也许上小提琴课）”差；
“第三和第四学期”都得优＋和“每周至少打扫一次房间”不及格。
麦克先生帮助我把我的教育作为个人历程看待。他对我说：“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一定要做才能过关的，那就努力去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到了十年级，我上文化遗产课程的第一年，在麦克先生和上该课程的其他学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两门课：世界文化和化学。由于不再上每天第一二两节的化学课，我上午可以九点或者十点才到学校。我能够起得更晚点，而且休息得好有助于我的其他课程。文化遗产课程很独特，学生们可以在他们的第一节课上课前来学校，不论第一节课什么时候开始，而用不着像其他学校那样必须在8：00到校。
我把头发染成绿松石色，穿了鼻洞，身着奇装异服，教师们把这些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迹象：危险！危险！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学生——她染着那种污浊的绿头发，她在沉沦！在麦克先生眼里，我并不仅是个有才智的学生，一台读书机器。他看到我的眼睛充满倦意，布满血丝。他懂得我正在试图向人们表达我是个有性格的个体——想要弄清楚什么。“我喜欢。”他会说，“喜欢孩子们染头发的样子——染成红的，蓝的。对我那意味着他们这里有东西在起来，”——他会指着他的头——“他们在表达自己。”麦克先生觉得，表达某人自己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麦克先生告诉我的道理跟其他老师要说的不一样。要是我不上最难的课程，不去想方设法得优，他们就让我感到我做了什么错事。麦克先生是我上过的公立学校里第一个对我说，我所梦想的、让我快乐的、我自己的问题和梦想是最要紧甚至比得优还重要的成年人。
昆西高中主校的很多教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完全有能力上全部课程。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名教师要鼓励我放弃几门课。也有教师理解麦克先生的课程的意图，他们会听他讲跟他聊那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教师对麦克先生的方法大皱其眉。我可以打破所有的规则，放弃课程，很晚来上学，这不公平。他们没能看到的是，学生从确立自己的规则、设计自己的教育中得益匪浅。学生们能够摆脱学校一天七节课的紧箍咒对他们大有裨益。
麦克先生的主意来自一个不同的理解之地。
麦克先生办公桌上的一块镇纸表明了他对这种现状的态度——他把这种现状称做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是一串鹅卵石，上面画着微笑的脸。镇纸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祝你一天过得好”——麦克先生惯常把它说成是一句表示轻视的话。
“他们（高中教师和管理方）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习惯于一天七节课的常规。祝你一天过得好。”
“数学教研室主任进来，手里挥舞着考卷说你们的数学成绩烂透了。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不过祝你一天过得好。”他有时候给上学迟到的学生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要是某个学生出现了小的或大的危机，不论是个人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他会给学生时间平静下来，让学生在文化遗产教室的没人的“内地”里的沙发上歇息。他觉得，理清危机比坚持要这名学生准时上每一节课更重要。
一个春季，麦克先生和几名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上一门叫做北欧的英雄主义传统的课。他们每周去上课，可学习材料极为深奥。课上，前面有一排提问的学生，他们看起来像原来的北欧海盗的后代，这些没有用处。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不知道什么促使你去摔跤。我跟他们说祝你一天过得好。”
麦克先生在波士顿北部的梅尔罗斯长大，后来上了波士顿学院，那也是他父亲上过的学院。“我父亲说学院太大了，但我坚持要上。”麦克先生告诉我。他想读生物学专业，可招生主任告诉他他高中成绩太一般。“我感到他们认为我很笨。”麦克先生说。他读了一年的经济学专业，但无法放弃读生物学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学院感到很失落，因为学校是那样大。一名学生提到了位于佛蒙特的更小些的圣迈可学院，建议说他可能会更喜欢它。他于是跟圣迈可学院联系，问那里的招生主任他是否可以读生物学专业。主任说行，于是麦克先生第二年就转学到那里。他读书非常用功，努力达到生物学专业的课程要求，同时还额外去上获取教师资格要求的课程。他毕业后给波士顿学院的招生主任写了封信，告诉他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错了。
麦克先生认为学校应该小一些，因为像他那样的学生在如波士顿学院和昆西高中这样的大学校会被忽略掉的。如果有些学生具有强烈的梦想和愿望，他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不管他们过去的成绩怎样，不管教师们和学校管理者的劝告是什么。
文化遗产课程这个地方不会用如此多的话语对任何学生说他们太“笨”，不能读生物或者其他课程。
为了补上我放弃掉的化学课，那年暑假我到昆西学院去上化学。在那里，这门课要比昆西中学的高级班好上得多。在春季，我到哈佛延伸学校上了世界宗教课。我每周一次坐火车到哈佛广场去，见到那里的各式人等，听了在街头表演的黑尔·克里希纳斯和瓜特马伦乐队的合唱。那些男歌手留着长长的黑头发，身穿艳丽的刺绣长袍。其中一个边弹吉他边吹口琴。麦克先生认为旅行的经历和独立比设法在学校课排得满满、非常紧张的一天里再挤进一堂课更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在哈佛延伸学校还上了其他课。我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上了佛教、圣经神学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等课程。在麦克先生的建议下，我还上了逻辑和营养学课程“以拓宽我的选课记录”。到高中毕业前，我已经读完了八门哈佛大学的课程。
我的高中教育跟一个典型的为上大学而设置的学习计划极其不同。十年级后我再没上数学课。那学年结束时我的数学课成绩都是差。其他学生继续上学微积分前的必修课和微积分高级班，但那年以后我对数学产生了厌烦。我没跟其他学生一样上许多高级班课程，我的出勤率也从不很好。相反，我把自己投入到真正喜爱的活动去了：跑步，摔跤，到一所小学去做志愿者，跟朋友们一起玩等。
麦克先生跟以前的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他们在过了很多年后有时去看他，告诉他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麦克先生和我一直是朋友。1998年6月，麦克先生叫我整理好行装去参加一个两天的旅行，要我在星期五上午9：00在昆西高中门前跟他碰头。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把几名学生装上一辆租来的红色大面包车。
“真是好极了，”他说道，“你来做导航员。”我爬上了前排座位。他给了我一盒动物饼干和一张地图帮他带路。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仪表板上。他对我说：“只要看公路图就行。”
我们驶离昆西高中，听着音乐会录音。我们要去纽约市，麦克先生每年要带学生去两次，去上剧院，在伊斯特逛一逛，参观一两家博物馆，参观自由女神像，或是在布鲁克林桥上散步。那些家境好些的出一点钱，那些在高中里像我这样出不起钱的就一分不出。纽约离昆西只有四小时车程，然而昆西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工人家庭，从未去过纽约。
在面包车里，麦克先生跟我讲有关在蒙大拿的G BAR M牧场骑光背马的事情。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几乎每年都要带一群学生去那儿。
“我骑的马没有鬃毛。”他告诉我，“只有四根毛，因此我叫它罗得岛。”我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
“你听不明白。”他朝我摇摇头，转向其他学生（他们看上去也很迷惑）。“她没听明白。”
“罗得岛。罗得岛。”
“什么？”
“我的马没有鬃毛（no mane跟Maine（缅因）谐音），只有四根毛可以拉住。我叫它罗得岛。噢，那马真粗野。”他又摇了摇头。
音乐会录音结束了，我们换了一盘利安·瑞姆斯的音带，然后是席琳·迪翁的音带，这是坐在后边的女生们挑的。麦克先生跟着席琳的歌唱着。
为了消磨时间，他让学生们用镇的名字编滑稽的词组。他指着一块写着“VOLUNTOWN，出口十英里”的牌子。
“那个镇的名字叫不能站起来。明白了吗？VOLUNTOWN（跟Fallin' Down掉下谐音），不能站起来。”
我们驶近纽约，经过一座巨大的墓地——那些肃穆的墓碑看上去如同一座缩小的摩天大楼城市，在长方形的大理石墓碑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草。
“那是个墓地吗？”一名学生问。
“不，那些是很小的私有共管公寓。”麦克先生说。那些墓碑靠得那么近，我大为惊异。麦克先生说道：“他们一定是把尸体站着埋的。”
“那么他们在坟墓里怎么翻身呢？”我问。
“他们不翻身。他们用脚尖旋转。”
我们去纽约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