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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吕芳——”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乃基礼堂中，萧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呢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Latin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
“高宗汉么？”吕芳又拣了一块饼干，嚼了两口。
“你们回去还常在一起么？”
“没有，”吕芳摇了摇头，“他给分派到北京，那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次。”
“哦？”
“那还是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给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有一天，在会堂里，却碰见了高宗汉。我们两人呆了半天，站在那里互相干瞪眼，后来我们没有招呼便分手了。那里人多分子复杂，给送去，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何必还给对方添麻烦？许多年没见到他，他一头头发倒白光了。”
“高宗汉，他回去造了铁路没有？他一直要替中国造一条铁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铁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里有他的份？”吕芳笑叹道，“他回去没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划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吕芳叹了一口气，“他太太后来调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还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干，托人打听出来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窝了十几年，做了绘图员，总也升不上去，老高的个性，怎么不怨气冲天？同事们都讨厌他，一有运动，便拿他出去斗，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样！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和吴振铎两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对坐着，半晌，吕芳才黯然说道：
“临走前，我还去祭了他的。我买了一只小小的花圈，夜里悄悄掩进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摆出来，一直都藏在书架后面，我去了才拿出来，我把花圈摆上去，鞠了三个躬，算是向他告了辞——”
吴振铎半低着头，一直静静地听着。
“吕芳——你知道——”吴振铎清了一清喉咙，缓缓地抬起头来，“有一阵子，我还深深地嫉恨过高宗汉——”
“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吕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结婚后，我们的朋友全是美国人，中国朋友，我一个也没交，中文书也不看，有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大陆的消息：百花齐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过当做新闻报道来看看罢了。我有一个姑妈，前年从中国大陆出来了，到了旧金山跟我表姐住。她七十多岁了，她在信上说，在中国大陆曾经吃过许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见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开会，经过旧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没有，一直飞到檀香山去了。后来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忍心——其实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见到我姑妈受苦受难的模样——”
吴振铎干笑了一下。
“吕芳，你真勇敢，那样大惊大险，也熬过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振铎。”吕芳笑道，“你是个医生，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时候，肉体会不会突然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
“这个，倒有人研究过，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吧。”
“他们替我拔指甲的时候，我整条右臂突然麻掉了，一点也不知道痛。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几年，他一点嗅觉也没有。”
“对了，刘伟呢？神童怎么样了？”
“他比高宗汉乖觉得多，学会了见风转舵，所以许多运动都躲了过去，一直在上海龙华路第二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一来，也挨了！给下放到安徽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的粪。他人又小，一个大近视，粪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泼得一身的粪，一头一背爬满了蛆。他说，他后来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拿起银亚。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四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