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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那张椭圆形花梨木殷红厚重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闪亮的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对咖啡杯，另外一对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块，还有银碟、银匙，统统搁在一只大银盘里，光灿夺目，早上罗莉泰来打扫的时候，吴振铎从玻璃柜将这套银具取了出来，特地交代她用锌氧粉把杯壶擦亮。罗莉泰托着这套光可鉴人的银具出来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吴医生，今天有贵宾光临吧？”罗莉泰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还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珮琪在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丹麦货、定制的，每件银器上面，都精镂着吴振铎姓氏字母W的花纹，十分雅致。银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发乌，所以平常侍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珐琅瓷器，当然，招待吕芳，又是不同了。他记得从前吕芳多么嗜好咖啡，愈浓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难以下咽。吕芳喝起来，才觉得够劲。吴振铎已经把厨房里煮咖啡的电壶插上了，让咖啡在壶中细细滚，熬上个把钟头，香味才完全出来，回头吕芳来了，正好够味。
吴振铎医生这间寓所，跟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些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宽敞。因为珮琪喜欢古董，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是古董，那套一长两短的沙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货，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绿色的真皮椅垫，两张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台面，莹白润滑，每只茶几上，搁着一盏古铜座的台灯，灯罩是暗金色绸子的，珮琪喜欢逛古董家具店，厅里的摆设，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选购而来。只有客厅里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脚大钢琴却是他亲自买来，送给珮琪做生日礼物的，这架史丹威，音色纯美，这些年来，只校正过两次音，对于钢琴，珮琪是内行，竟难得她也赞不绝口。钢琴的盖子上，铺上了一张黑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搁着一只釉黑红的花瓶，里面插着十二支鲜洁的大白菊，是吴振铎早上出去，经过一家花店，买回来的。他挑选了菊花，而且是那种拳头大圆滚滚的大白菊。他记得从前吕芳那架钢琴头上那只花瓶，瓶里一径插着两三支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Ham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琪，珮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BrooksBrothers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须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ussianTearoom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婚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那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练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达到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大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的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萧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