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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
第十章
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上，奥雷连诺第二将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儿子虽然孱弱、爱哭，一点不象布恩蒂亚家的人，但他毫不犹豫就给儿子取了名字。
“咱们就叫他霍·阿卡蒂奥吧，”他说。
菲兰达·德卡皮奥这个标致的女人，是一年前跟奥雷选诺第二结婚的。她同意丈大的意见。相反地，乌苏娜却掩饰不住模糊的不安之感。在漫长的家史中，同样的名字不断重复，使得乌苏娜作出了她觉得确切的结论：所有的奥雷连诺都很孤僻，但有敏锐的头脑，而所有的霍·阿卡蒂奥都好冲动、有胆量，但都打上了必遭灭亡的烙印。不属于这种分类的只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在儿童时代，他俩那么相似，那么好动，甚至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自己都分辨不清他们两人。在洗礼日，阿玛兰塔给他们的手腕戴上刻着各人名字的手镯，给他们穿上绣着各人名字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但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却故意交换了衣服和手镯，甚至彼此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对方。教师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惯于凭绿色衬衫认出霍·阿卡蒂奥第二，但他觉得生气的是，竟发现身穿绿色衬衫的孩子戴着刻有“奥雷连诺第二”名字的手镯，而另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孩子却说“奥雷连诺第二”是他，尽管他的手镯上刻着“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名字。从那时起，谁也搞不清他们谁是谁了。即使他长大以后，日常生活已使他们变得各不相同，乌苏娜仍旧经常问自己，他们在玩复杂的换装把戏时自个儿会不会弄错了，会不会永远乱了套。在孪生子进入青年时期之前，这是两个同步的机器。他们常常同时醒来，同时想进浴室；他们患同样的病，甚至做同样的梦。家里的人认为，两个孩子协调地行动只是想闹着玩儿，谁也没有精到真正的原因，直到某一天，圣索菲娅给他们每人一杯柠檬水，一个孩子刚刚用嘴沾了沾饮料，另一个孩子就说柠檬水不甜。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真的忘了在杯子里放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乌苏娜。“他们全是一路货，”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