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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不顾种种困难，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对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虫咬也都不在乎。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每次，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众，不仅仅是事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少奇同志讲：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不愿干你们这些行，认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照这个说法，矿工就是侍候石头，钳工是侍候铁块，车工是侍候机器，农民又是侍候土地庄稼，科学家成了侍候星星、老鼠、试管或书本，这不算低人一等，为什么单单侍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还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简单，而且更有前途。因为将来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侍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机器代替，唯独侍候人不能完全用机器代替。带孩子，照顾病人，教育学生，永远需要人。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职业。这方面的学问也会越来越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又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可能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能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或使别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会心地笑了。既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有什么理由去挑肥拣瘦呢？
“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少奇同志很欣赏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他认为古人能做，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
1959年4月，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的当天，他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正在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为国为民担忧，四处奔走，体察民情。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961年春天，他到湖南长沙、湘潭、宁乡3县搞调查。他已经快40年没有回过他的老家了。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可他这次穿的是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到了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擦肩而过。有位同志发现了我，才又转回来说：“刘主席呢？”我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
到了家乡，少奇同志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里，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铺。他在各村随便走访，找干部、社员谈话，鼓励他们讲真话。他说：“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看到农民家里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他查问旱情，询问他年青时熟悉的一些水塘头年水位的高低，和过去对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有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7次，很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重申了社员的房屋所有权，房前屋后的林权，要求当地干部：“在不引起新损失的情况下，要让社员回到土改时确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办好就办；不能办好，群众愿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证群众都能吃上饭。”因为群众住房紧张，少奇同志还告诉干部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让群众搬进去住。可是，没有一户社员肯搬进去。少奇同志就亲自动员原住户和解放前他家的长工搬回去，说：“你们放心住着，到将来有更好的房子住时，你们再搬走。”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浮肿病院里，那里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40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同时又专门找了因坚持反“五风”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表扬了他们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由于当地矛盾复杂，曾整过那些干部的大队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当众大声叫骂：“刘胡子，你竟敢用右倾分子！”公安干部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转身又谈别的正事了。几天后，少奇同志见到那个大队书记，严肃又和蔼地对她说了一句：“我们共产党员是为大家办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个干部的脸立刻红起来。少奇同志还找犯过“五风”错误的干部，指出不能因为受批评就心灰意懒，躺倒不干；要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
由于过度劳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捡橡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儿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紧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厨师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责又委屈，说是首长硬让他做的。这时期，少奇同志极力提倡恢复自留地，适当开放农贸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想方设法使人民度过困难。
因为少奇同志亲自做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号召全党全民紧紧团结，克服困难。当时，国际上，苏联已中断了一切经援，撕毁合同，又趁我困难强逼还债；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印度挑起边境争端，强占我领土。台湾的蒋介石也疯狂地喊叫反攻大陆。内忧外患，危浪险涛。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总是充满信心和决心，日日夜夜，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工作。
1963年，我国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春节期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上午，孩子们去逛了回来，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同志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儿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内心地笑了。
“做人民的好儿女！”
少奇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9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都很疼爱他，尤其是母亲，对他格外疼爱，而他也一直很敬爱母亲。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离家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母亲舍不得他，怕以后见不着了，不让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亲说：“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1925年，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释放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跪下来哀求他：“再别干这种事了，太危险了！”在当时封建礼教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抗住母亲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坚定性啊！少奇同志温厚而坚定地对母亲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以后，少奇同志到了广州，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全国工人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专门找人给她画了一张像，一直带在身边。这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
少奇同志是他母亲的爱子，但他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儿子，他最自豪的，就是能做人民的好儿子。他曾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他感到骄傲，但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把自己看做人民中的一员，也要求亲属这样做。
少奇同志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一直在生活上跟他关系不错。记得解放后她来看我们时，曾笑着对少奇同志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但在政治上，这个姐姐早年也极力阻拦少奇同志革命，甚至还骂他不孝不悌。这个姐姐嫁在地主家庭，土改以后，要自食其力，颇感困难，不免有抱怨情绪。有一次，她写信给少奇同志：“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少奇同志回了一封信：“我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如果我姐姐还在继续靠剥削生活，我会感到羞耻的……”本来，只要少奇同志稍一援手，就可以帮他姐姐很大的忙，但他并不这样做。他积极支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