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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的要坚决清除。这样才不会留下祸根，不然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还会兴风作浪，破坏宪法。
在新宪法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建设好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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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工程”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组委会今天成立了，可喜可贺。首先，我对各位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刚才，许多同志都发了言，云、启云，即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启，即黄启，时任全国妇联常务副主席。同志也讲了话。有了各位领导的支持，有了各界的广泛参与，有了全社会的理解，我相信，“幸福工程”一定会搞好。
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次承蒙云同志推举我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目前，我们国家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还有8000万人口、近2000万个家庭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家庭中的母亲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重负，忍受着更多的饥寒煎熬。她们的生活境遇是令人同情的。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旨在帮助贫困母亲参与生产，接受教育和生育保健服务，以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帮助了一个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她的全家和她的后代；帮助了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贫困地区所有的人。办好这件事，祖国大地将会增加多少欢笑和歌声，减少多少痛苦和愚昧！从这个意义讲，“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当然，良好的愿望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像“幸福工程”这样涉及面广，时间长，难度大的社会工程，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首先，需要我们组委会各位的积极参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第二，要争取广泛的舆论支持。希望新闻、文化、宣传各界的朋友都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做宣传，造舆论，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支持这项活动。第三，一定要把筹募的资金管好、用好，增强透明度，树立良好信誉。
最后，我想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向每一个善良的人发出呼吁：伸出友爱的手，献出一点儿爱心，给贫困中的姐妹们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帮助吧！让她们早日摆脱贫穷愚昧，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
谢谢大家！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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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人都献出爱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的信，让我这个“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启动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万个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这是爱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们把评选出的13位先进脱贫母亲请到北京，一方面对她们进行鼓励，另一方面也向给予我们捐助和支持的朋友们汇报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并优先救助计划生育户。救助方式是小额低息贷款，直接到人，滚动发展，帮助她们劳动脱贫。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爱心的群体，我在晚年选择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帮助这些母亲走出贫困尽一点力。
1995年初，彭云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到要搞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担任组委会主任。有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国1000万贫困母亲的现状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办法、落实措施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便答应下来。后来，我听说“幸福工程”曾请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题写名称，这位领导说，你们先干5年，干得好我就题。我很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贫济困要用钱，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令我感动的是，听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绿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万元，然后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万元，山东孔府家酒捐了10万元，加上计划生育系统上上下下捐，工程就这么启动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们已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设立项目点51个，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可这离需要救助的人数还差得太远。我坐在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心里很着急。现在社会上各种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张不开口朝别人要钱。于是1996年11月，我将母亲留给我的6件古瓷器拍卖了，扣除手续费等，剩下50万元捐给了“幸福工程”，尽我之所能吧。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我：捐了你母亲的东西不心痛吗？我说，看见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我更心痛。况且，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立、勤俭、有爱心，她就是这么做的。解放后，她支持我父亲把家里的宅院捐给了国家，又自己出钱、出房办起了保育院，帮助双职工照顾孩子。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这几年，我时时被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用有限的救助贷款，凭劳动摆脱贫困的母亲们所感动。我去过几个“幸福工程”项目点，在贫困地区，母亲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帮助。她们不仅在家里吃的最差，劳作最辛苦，而且她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救助点陕西省大荔县，是个移民库区，人们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黄泥巴路粘得没法走。在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里，我看见她80多岁的婆婆躺在用树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水。两个女儿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因家里太穷，没人敢娶。许多村子，因为穷和愚昧，残疾孩子不少。但在这些地区，不管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母亲都同样勤劳、节俭、诚实、有爱心。为了争取我们的资助，有的母亲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有的动员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一起劳动。得到资助的母亲们知道，这千元左右的贷款是她们脱贫的启动资金，是希望，是机会，而要达到目的，只有靠劳动。在我们早期救助的母亲中，已有相当部分还清了贷款，有的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或猪崽、羊崽帮助没有得到资助的母亲。甘肃省礼县的潘东香，是我们的先进脱贫母亲。她来京参加表彰会的几天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却从发给的500元奖金中拿出部分买了20多套铅笔盒，准备奖给村里品学兼优的孩子。她还跑到北京大钟寺农贸市场，打听花椒的价格，准备把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荞、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元钱。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生，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送来50万元捐给贫困母亲。美国华侨吴京红女士，听了一场“幸福工程”音乐会，当晚打来电话，捐助10万元。香港“爱心行动”1996年捐了30万元，去年，这个活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点的情况后，又捐了60万元，并表示今年还要来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论是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个人，他们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工薪阶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绝不富裕，但充满爱心。中办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把自己献血的补助费捐了出来。全总一位83岁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亲节那天，一大早就让家人陪着，把2000元钱放进了我们设在街头的捐款箱。萧三萧三，著名诗人。同志的夫人叶华（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稿费捐给“幸福工程”。刘仁刘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将捐献文物所得的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献。还有老新闻工作者钱江同志的夫人张建珍捐来2000元。李富春、蔡畅李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蔡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的女儿李特特捐来3万元。我所在的中直机关直属三十几个部委，领导带头，一次就捐了近70万元。还有数不清的热心人将从衣、食、住、行上省下来的钱捐了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听完“幸福工程”的介绍后，当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将仅有的8元钱捐了出来，那情景我总也忘不了。正是这些凝结了无限爱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加倍严格地管好、用好这些捐款。
我们国家人口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为了扶贫，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了大力气，我们“幸福工程”只是拾遗补缺，做了一点儿事。国家的事要大家关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助老工程”等等一样，都是动员社会力量，为国家尽一份心。我知道，在我这个年纪，许多事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总会和大家一起尽力去做。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我常常被这爱所感动。我同样相信，这份爱是人类的美德，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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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工程”五年成果汇报暨表彰会议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二○○○年十月十七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了。今天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距离21世纪还有75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既是对5年工作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