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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黄鼎臣同志于政协共事时相识，六、七届政协常委会期间，我们经常被分在一个小组，加上我们又同住在一座居民楼内，平时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相遇，所以交往颇多，并逐渐由相识到相知。
鼎臣同志非常谦虚朴实，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他身为致公党主席，具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每次会前，他都非常认真地围绕主题准备材料并积极发言，对国家大事坦陈己见，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经常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和支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不同意见，鼎臣同志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一位负责同志针对时弊，建议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开展揭发、批判。在小组会上，鼎臣同志坚决而冷静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作法无异于又要搞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于人民无益，还是以领导干部与共产党员严格自律并依党纪国法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为好。
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从未听他诉过苦或抱怨过，但事关人民利益，他则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可见他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在政协共事期间，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每个议题展开讨论，鼎臣同志还常来我家坐坐，继续他在小组会内尚未尽兴的话题。他讲话声音洪亮，略带广东口音，我听来很清楚，而他则年高重听，渐渐地，我发现借助笔谈，可以大大方便交流，于是，我便用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写出较大的字来帮助谈话。后来，连陪我的老赵阿姨都摸出了规律，鼎臣同志一来，她不仅要送上一杯清茶，还必然要递我几张白纸和铅笔。我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他几次出访回来，都兴冲冲地来我家讲述他在国外与侨胞亲切会见，特别是与老洪门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洪武（明太祖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成员来往的情况，讲他的见闻和感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乡参加了纪念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60周年大会。回来后，他满怀感情地对我讲了家乡的变化，感叹这一切来之不易，盼家乡乃至国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时，更要学习他，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还特别记得，鼎臣同志几次谈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积极物色、培养年轻人接班。他说，民主党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难。为此，他曾亲自至广西、湖南、安徽、青岛、上海等省、市与致公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座谈，并于1988年主动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他深远的见地和重事业兴衰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因而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名誉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帮助我恢复了同一些老侨胞的联系，建立和加深了与归侨、侨眷的感情，还使我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记得80年代时，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黄周规老先生。1963年，我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黄老先生是印尼华侨报业巨子。后来，他回国定居，并带回了他组织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访问时的画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画册已破损不全。鼎臣同志告诉我，黄老先生很珍视这本画册，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黄老先生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给我。鼎臣同志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们到病房时，黄老先生已卧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儿黄曙晖守护在身边。黄老先生见到我，挣扎着探起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从床边拿出画册，双手颤抖着递给我，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黄夫人和他的女儿简单地叙述了在“文革”中收藏这本画册的危险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侨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觉得多余的话已不必说了。这本画册我已交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主席纪念馆保存。离开医院前，我询问了黄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情况，黄老先生夫妇均为致公党党员，女儿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我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黄老先生病逝后，他的家人无论在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新年贺卡的往来，互致问候和祝福。
也是在80年代里，经鼎臣同志联系，我出席过好几次致公党在民族宫等地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和在东城灯草胡同举行的三八节女党员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同归侨、侨眷亲切地交谈，还一起包饺子、照相，一起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听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唱《我爱你，中国》，就是在致公党的聚会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谢鼎臣同志帮助我加深了同归侨、侨眷的友谊。
鼎臣同志十分俭朴。我还记得，他常穿一件黑色旧呢子大衣，我注意到这件大衣很沉，脱脱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体会，年纪大了，穿又重又紧的大衣很不舒服。于是，我忍不住劝他，说：做件新的吧，轻一点的，宽松些的，上了年纪，这么重的大衣穿不动了。他笑笑说，是该换一件新的了。可还是过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还特地穿来让我看看：比那件旧的轻得多哩。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在港澳行医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钱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解放后，他虽是第一届卫生部医政局局长，但薪金同行医时相比就差得很多了。她的伯父听说鼎臣同志在北京做了官，特来京看他，但发现他还不如从前呢。于是说他是“世界人”，不管家的，以至始终也没向他提起过解放前他坐牢时，为营救他欠下的很大一笔款子的事。她的父亲虽然“顾国不顾家”，但对家乡的感情却是很深的。凡从家乡来看望他的人，特别是同鼎臣一起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友及其后代，他总是热情招待，有困难的，更是热心帮助解决。
在鼎臣同志患病期间，一天，他家的阿姨忽然来敲我的门，说老先生坚持要下床来我家，我忙让她赶快回去，告诉鼎臣同志不要来，我马上去看他。我到他家里，只见他靠在躺椅上，很平静，见到我很高兴，只是动作已经困难了，也不能说很多话了。再以后，他的病情日益沉重，终于离开了我们。不几日，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也随之而去。
鼎臣同志生前和我虽有许多往来，但却极少谈及他过去坎坷的经历和做出的贡献。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从致公党给我的一些材料中知悉了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使我不由得更加敬重他。以前，我甚至不了解他的行医经历，现在回想起1989年，在我住院做手术和进行化疗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来医院探望我，还到家里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提出许多十分内行的建议，谆谆地嘱咐我。关切之情，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故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哀痛着他的离去，追忆着他留给我们的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人的一生，能够为人们留下不尽的思念，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足见其生命的意义。为了能使鼎臣同志安息，我们更应该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利益，尽自己之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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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朋友苏加诺先生
本文原载印度尼西亚Gramedia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加诺兄——我的父亲、老师、朋友和领袖》一书。（二○○一年）今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诞辰100周年。
怀念老朋友，不禁想起38年前，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对印尼进行的正式访问。我作为少奇夫人，和陈毅夫人张茜，黄镇夫人朱霖一起陪同出访。这次访问，加深了我对苏加诺总统的了解，增进了友谊，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代表团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马腰兰机场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将我们包围起来。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苏加诺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多次来过中国，和少奇他们是老朋友。一见面，他们握手、拥抱、互相问候。总统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总统气派，但又不乏亲和力。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我们互相支持和帮助，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雅加达比北京热很多，总统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太热了，我由衷地回答，这热烈的气氛让我心里更热。
陪同总统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女儿梅加瓦蒂，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我很喜欢她。在后来举行的国宴及其他一些正式场合，她都是以女主人的身份出席，而且做得非常得体。
在印尼访问的短暂时间里，以夫人身份，我不参加正式会谈，不可能深入了解苏加诺总统政治家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体会到他的热情、周到、有情趣，以及作为总统的权威。
几天里，我们对雅加达，茂物，万隆，日惹，巴厘岛等进行了访问，苏加诺总统全程陪同。那里的热带风光绮丽多彩，人民热情好客。印尼的兰花非常有名，总统特意送了一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兰花新品种，很漂亮。我特别记得观看万隆附近的复舟山火山喷发的情景。热情的当地人冒着危险，在喷火口旁用石块砌成了“欢迎中国客人”几个大字。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火山喷发。总统非常兴奋，不住地用手指点着让我们看，热情地介绍说：印尼是个多火山国家，有400多座，复舟山是一座著名的活火山……就像他陪我们参加印尼航空节，看花展，看佛塔，参观手工艺品展览会时一样，对印尼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如数家珍般向我们道来，我能从他的表情和话语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祖国由衷的热爱。
访问中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那是在巴厘岛，我们到的那天，正赶上这个岛的消除文盲日。岛上数万人集会游行，既是欢迎中国客人，也是庆贺这个日子。苏加诺总统讲了话，其中特别强调扫盲的重要性。我当时就想，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此重视教育，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这个国家一定有着光明的未来。为了庆祝这一天，晚上还举行了土著舞表演，总统通音律，热情激扬，强烈地感染了我们，宾主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后来，总统特意送给我们一大一小两套晚会上见过的印尼民族乐器“安克隆”，我们非常珍惜。回到北京，少奇决定将大的一套送给中国东方歌舞团，小的则给了北京师大一附中。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并记住，中国、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深厚友谊。
代表团圆满结束了访问。回国后，少奇和我收到苏加诺总统夫妇送的一幅俩人合影，非常好。少奇很高兴，于是我们到北京的中国照相馆也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