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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而“最坏的是”，她说，“我拿着它好比打着一面宣扬自己是盲人的旗帜。”
1975年，我从台阶上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砖地上。那时恰逢感恩节，我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我情绪高涨，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盲人。那天早上我如愿以偿，收到了研究美国边远地区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人类学捐赠基金。口袋里装着华盛顿的来信，走起路来宛如腾云驾雾，然而我不折不扣的实现了这种感觉。本以为走完了所有的台阶，但实际上还差三四级才到地面。
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室内，往嘴里灌白兰地，然后送上救护车。聚会因此取消，我失去了向朋友宣读获得科研基金来信的机会。这件事使我对好运的降临感到惶恐，不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灾祸。我的屁股摔破了，缝了一针，过了数月才完全愈合。说来难以置信，到了这步田地，我仍然寻找借口拒绝使用导盲杆。
还有一次，我欣然同意六岁的小邻居查德领我上楼探听上面发出的声响。由于他害怕的缘故，我一脚踩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这次地上铺有柔软的地毯，因此没有严重摔伤，但划破多处。以前，我的十岁小朋友阿伦赛林格曾经把他心爱的旋转木棍送给我，但我没理解他这样做的真正含义，甚至没有考虑木棍的用途。然而，自从第二次跌倒之后，我的自尊开始减少，开始小心地使用拐棍，我甚至听从别人对我的行动发出劝告。雪莉一直提醒我，使用导盲杆能避免误会，它能使别人明白你为什么对他们的微笑没有反应，明白你四顾茫然，视若无睹的原因。后来，有些人警告我说，在公共场所如果由于不使用导盲杆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或连累他人，我将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种劝告一语中的。我开始规规矩矩地使用起那根该死的木棍儿。然而我经常记得波托克的叫喊：一旦拿起了导盲杆，你就成为了“人们噩梦中的阴影。”
有一种观点认为，失明好比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永远丧失，我们一般不会对它轻易投降，当失明慢慢地降临时，它只是延长了你的战斗时间而已。人们对此总能找到一些轻松模糊的解释。对我来说，黑暗的来临不是突然产生的悲剧，它像午后的斜阳慢慢投下的阴影，给我带来错觉，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至少没有那么严重。当你继续工作、教书和写作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已经失明了呢？我在现实中生活，用过去欺骗自己。在失明的那些年里，尽管没有任何用处，我却自始至终地戴着眼镜，有时雪莉不得不提醒我镜片太肮脏了。我不是平稳地走入黑夜的，我遍体鳞伤，怀着无法控制的恐惧，生怕从另一个楼梯上摔下来，自始至终戴着那副可笑的眼镜。最后，我终于拾起导盲杆，向世界宣布投降。
对于很多盲人来说，导盲杆和楼梯并不令人讨厌。竹杆是手臂的延伸，是帮你开拓的工具。它一尺一尺地为你探路，恰似你的眼睛一公里一公里地为你看路一样。台阶对盲人似乎并不可怕，你一旦走上楼梯，脚下的路便可以预料，通常旁边还有扶手。偶尔，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杂物，但决不会出现半开的门或能撞到你脑门的障碍。所有这些有关楼梯的优点都千真万确。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不敢对它掉以轻心。即使一想到楼梯都会产生坠落的恐惧。导盲杆固然很有用，但我永远没有感到解脱。
当我加入导盲杆一族时，我对这一人口群体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委，我将懂得统计盲人人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拒绝承认自己失明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直接影响统计数字的准确。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视力已经下降到20/200的法律定义之下，但他们仍然说自己不是盲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年盲人的数字从441，000到1，700，000不等的原因，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功能性失明的人，他们即使戴上最合适的眼镜也无法阅读一般报纸。我认为有关盲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是1992年统计得出的七十五万人。而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国家，我所认为的盲人人口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其他国家通常对失明的范围定得比较狭窄。有时只有在三英尺内看不清自己的五个手指时才算失明。根据这种定义，德国的每十万人中只有五十三个人失明；瑞士的每十万个人中有58个人为盲人。还有一些国家走另外一个极端，例如进度和埃及，每十万人中的失明人数超过五百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国家对于失明的范围定得过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国家不良的卫生状况。七时年代，全世界的失明人数在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二百万之间。如果想充分说明联邦政府的失明定义在社会和实际中产生的影响，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联邦政府的定义是这样的：“当其必须借助其他替代手段方能有效完成视力正常者的工作时即可认为失明。”根据此说，我第一次在讲课过程中借助磁带播放名人语录时就失明了。
然而，在我所在的这个群体中，没有很多人是因为同样原因失明的。葡萄膜炎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在有关统计中，由于葡萄膜炎造成失明的只占2。5％，如果仅考虑年轻人，比例可能更高一点。有时它与性病有关。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葡萄膜炎与麻风病和热带发热有特殊联系。在所有地方，葡萄膜炎由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如肺结核或梅毒。偶尔也有类似我的情况发生，由风湿性关节炎引起，尤其是少儿性风湿病。生病的细胞侵袭眼内的各个部分，如角膜、巩膜和葡萄膜。
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什么是葡萄膜，在我失明的头几年，最困难的事就是向别人解释我的病情。我喜欢把它说成是眼球外面的一层厚厚的葡萄皮。其实，它是眼内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葡萄膜里的脉络通过丰富的毛细血管把血液输送到视网膜外层，由睫状体生成房水。房水是外界光线进入眼内的必经之路，起着维持正常眼压的作用。葡萄膜中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虹膜，这对一般人来说并不陌生，我和病友交谈时尤其如此。六十年代，有些狂热人士认为虹膜中隐藏着整个身体的各种秘密。我时常想，葡萄膜炎使我的虹膜轮廓和颜色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从中能得到那些发现呢？
我知道，他们能看出我的虹膜持续发炎，分泌物不断渗出，堵住了我的双眼。慢性炎症通常能逐渐（有时也十分迅速地）诱发白内障。使用可的松也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可它偏偏被认为是治疗炎症的特效药。
解释白内障比解释虹膜容易。大多数人都知道，白内障在眼睛中用于折光的晶状体内形成。晶状体和角膜一样，里面没有血管组织，白内障将持续发展，成熟后的白内障使晶状体失去透光性，造成失明。
白内障使我加入到盲人群体中一个很大的亚群体。在发达国家中20％的盲人由于白内障失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因白内障失明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比例。由于母亲的疾病，有些小孩生下来就患有白内障，但每个人都可能随着年龄的老化而患上这一疾病。造成白内障的原因可能是人在一生中接受紫外线照射的结果。老年性白内障与疾病造成的白内障不同，其生长位置通常靠后，与晶状体囊接近。
大多数人还知道，治疗白内障通常采用手术摘除的方法，并且成功率很高。美国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人进行白内障摘除。就人口数量来讲，大约有八百万人动过此类手术。这一事实使其他人难以相信我对白内障居然听之任之，让它夺走视力。对此，我必须解释葡萄膜炎为什么会妨碍手术进行的原因。
盲人社会里的成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到一起。他们中有动态失明的患者，他们能够看到静止的物体，但看不到运动中的物体。普通光线会使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功能性失明的人的眼睛感到疼痛。心理创伤可以造成功能性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脆拒绝使用眼睛。例如有关报导说，目前羁留美国的一些柬埔寨妇女就患有此类疾病，她们远离家乡，造成心理障碍。我们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把失明同心理疾病联系在一起。
然而，最有讽刺性和最可悲的是氧幕造成的失明。本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人们把早产婴儿放在氧幕里治疗，大约有八千名儿童由于早产致使视网膜发育不良造成失明。一位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盲人学生卡里施密特就属于这种情况，人们对于医学所抱的希望换取的却是适得其反的残酷结果。
卡里来大学以前，他的中学老师听说我是盲人因此特意为我们介绍。小伙子十分腼腆，他叫我海因博士，直到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在我的反复建议之下改口叫我鲍勃。他的声音充满活力，喜欢用“哇”表示感叹。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动作灵活、前额留着黑发的高个青年。他成为了我的学生和朋友。在他就读期间，我们一起喝过无数次咖啡，吃过无数次午饭。他一边用手杖敲击着路面，一边拉着我穿过校园走向餐厅，盲人带领盲人。他不服输的独立性格使他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我追赶不上常常请他放慢速度。他和赫尔十分相像，赫尔认为绝大多数帮助都是多余的，那些“向右转”、“小心”一类的好心提醒于事无补，充其量只能使他忘记正在记忆的电话号码。
卡里同寝室的伙伴很有积极性，他们准备了咖哩菜肴招待我和雪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发现了一台奥普特康盲人电子阅读仪，他正借助机器阅读亚历克斯康福特的《男欢女爱》。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以后会读），也许是由于我的过错，我们彼此从未私下谈论过有关女友一类的亲密话题。我想他的室友一定热衷此道。然而，我和卡里仍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彼此帮助。作为顾问，我倾听他准备将来在大学讲授中世纪历史的宏伟计划，委婉地劝告他如何避开那些不利于盲人研究的课题。他比我更为积极，鼓励我学习三级盲文。当他暑假回家时，我们用三级盲文通信，然后互相纠正彼此的错误。
卡里圆满地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研究生。那里的指导教师对于他的未来并不像我那样乐观，卡里只读了一年，然后回到河畔在公立盲人和残疾人学校里教书。他受到人们爱戴，忠于职守，先后在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任教。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梦想，同时庆幸自己在失明之前成为了教授。
卡里受到排斥壮志未酬使我耿耿于怀。我强烈支持盲人协会要求取消这种歧视行为的努力。重要的是，盲人协会是盲人自己的民权运动组织，不是别人为盲人而成立的。它诞生于罗斯福的新政期间，成熟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1时代。盲人协会抵制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反对有关限制盲人乘飞机旅游和禁止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餐馆的规定。它抗议语言中那些歧视盲人的说法，如把“死胡同”说成是“瞎胡同”等。盲人运动的目的是使盲人摆脱遭到忽视的现状，让公众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认识许多大学盲人教授，他们在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