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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念过去失明的岁月吗？毋庸讳言，盲人确实有一些优势。据我所知，看不见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话说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处”。然而，我和他的情况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凭借大量的生活积累，从过去的记忆中反复挖掘新鲜题材，组成故事和硬笔漫画。作为《纽约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依靠出色的记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见光明后，我的内在世界几乎荡然无存，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发现参加会议时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边的一切：我留心发言者身后摆放着什么书、观看桌子上的文件或书籍的护封、端详着闪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学术会议要求花大量时间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过去我能很轻松地跟上发言的要点，如今发言者依旧，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却有一棵随风摇曳的大树。我在欣赏窗外美景的同时忘记了身在何处。我读过历史上很多有关复明后产生心理抑郁症的记载。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种紊乱与视觉突然过于丰富和感官同时持续作用有关。
失明期间，我的其他感官是否变得更加敏锐了呢？在此，我对胡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肤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脸对着灯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开着。比亚诺夫说，他拉着心爱姑娘的手时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时候闭上。吕塞朗声称他的手特别有灵性，比以前更柔软，对大小、重量和压力感觉得更准，当他用手触摸物体时，物体同时也在触摸他。吕塞朗说的这一切，无疑已经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阳光的热量一类的范畴。对此，我只能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对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谓的特异功能。
“树木和岩石把它们的形状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纹一样传给我，”吕塞朗说。他简直是圣方济的化身，圣方济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证明，盲人能对障碍物能够有所感觉，这一点和蝙蝠有些类似。他们能感觉出障碍物的大致形状或所谓的“面部视觉”。波托克认为这是因为物体有“视频辐射”和“声音阴影”的缘故。吕塞朗说：“失明好比一付药，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强，经常使听觉和触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
我认为，对于盲人感官增强做出最好解释的人莫过于拉塞尔了。他既不用导盲杆，也不用导盲犬，然而却能准确地辨别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脚步发出的回声。当两只耳朵不能同时听到回声时，他就调整头的方向直到两耳能够同时听到为止，以此辨别面前出现的物体。他知道声音从他脚下传到他的耳朵时所需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其与物体发出的回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认为，盲人对物体的感觉是通过声波和听觉实现的，拉塞尔的说法为其提供了证据。此外，没有任何研究说明盲人不具备辨别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也有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记得自己在游泳时的感受。每当我游到池边时都能预先知道，因为水的声音向我发出了警告，强度达到了构成“面部视觉”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有所体会。瓦格纳同意我的看法，她说：“你听不见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强，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结果，心理变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实具有出类拔粹的敏锐感觉，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尽心力地培养这种感觉犹有不及。掌握面部视觉宛如学习一门外语、好似锻炼肌肉、好比年轻人明亮的双眼，越年轻越好。
失明期间，我从未有过感觉得到加强的体验。我知道，全国盲人协会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受到了有害的蛊惑。然而我的感觉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萎缩了，就像一部没有小提琴的交响曲（或用吕塞朗的话说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经历了心理学家乔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阶段，例如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对“幽灵般的自我”感到沮丧（“如果不失明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命运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重打鼓另开张等等。即使我产生过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我确实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会使人的性格有所改变。胡尔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胆子变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发现自己失明时很难对陌生人找到感觉，需要通过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会，因此我理解胡尔变得怯场的原因。我认为，随着背景的消失，头脑中对各种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视觉永远是一种诱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对视觉世界逐渐变得淡漠了，不像开始时那样执着。人和环境的视觉形象似乎离我远去，无关痛痒。正如胡尔所说，“已经开始习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提瑞西阿斯变性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
谈论什么是完整的感官无异于自寻烦恼。我发现，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类的问题时，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说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定义，即所谓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内涵。失明在此应当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在新的局限内的完整单位。舍维尼举过一个例子说：一辆四轮马车坏了一个轮子，把剩下的车轮移到中间，马车还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发生了变化，但行动却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不妨假设有可能对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义，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刚才有关盲人优势的问题。残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如果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她会让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虚荣和限制。我十分欣赏拜塞尔对问题的回答。别人问他，瘫痪多年以后假如能够重新行走将会怎样？对此，他反问道：“那么我将为此放弃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欢乐总是伴随着悲伤，两者永远同在。
我怀疑盲人对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亲密的感情，克拉克无疑就是这样：
我认识那些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在门道里过夜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交谈。有人可能躺在肮脏的地上认为残疾使我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人也许会说我还无权走入他们的阵营。
那些权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鲁克斯豪华套间等，对盲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亲自接触到有权势和受歧视的人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认识。我不知应该如何对此进行一步阐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心肠软弱的逍遥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例如蓬乱的胡须、肮脏的衬衫和各式各样的鼻子等。一些让人产生偏见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义比喻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经历过依赖别人和听任摆布的痛苦阶段。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祈求和希望过别人帮忙，但我在内心中还是不情愿地悄悄这样做了。有时，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明眼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必须使用盲人手表、必须等待朗读者或者司机的到来。有时我必须多等半个小时，否则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无论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写自己的书、多想自己讲课、多想为自己的家庭尽一点义务，但都无济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产生依赖与合作的意识，好比一种衬衣，故意把纽扣缝在背后够不着的地方，藉此培养人们互相帮助的习惯。
回顾过去，这种依赖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寻求帮助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别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人类的共生关系。拜塞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别人，但并不孤单。”我想，他的话无非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有时我能很容易地正视自己的残疾。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萨克斯医生的一位病人雷伊曾说：“假如你能摆脱疾病会怎样呢？疾病就是我，没有它我也荡然无存了。”萨克斯的结论是，雷伊认为没有疾病就无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缠身。后来有一种药物能够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渐拒绝服药从而回到了以往的状态。萨克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残疾归结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基1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他说：即使人生的所有欢乐也换不走疾病带来的乐趣。
对于残疾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补偿之后，往往使人感到欣慰。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术夺走了。它使我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无法继续在幻觉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残疾合二为一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中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一时，彼一时。有时活蹦乱跳，有时病魔缠身；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双目失明。因此，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说，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暂时没患残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样思考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剧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样，他们能够爱。如果没有爱，仅仅减去残疾人的所得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说的那样，对于一切都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光明，虚无飘渺之中无法辨别方向。光明和黑暗对于无所谓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奇迹创造者不理会人们是否愿意，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让盲人复明。从耶稣开始乃至用蜜蜂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欢把治疗失明作为奇迹。有多少人曾告诉过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迹？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表达祝福，当然无可厚非。我喜欢海伦·凯勒1的说法，当安娜·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产生了出现奇迹的感觉：
我走出埃及到达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看到光明，见到了众多奇迹。我听到一个声音从神圣的山上对我说：“知识就是爱，知识就是视觉和光明。
倘若海伦·凯勒能够见到光明，她将写出多么伟大的文字啊！
萧伯纳在《圣女贞德》一剧中说：奇迹是创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对医学科学无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够重见光明并非完全由于科学。时机在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护士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就诊；我与基利恩医生之间的缘份；眼压突然增高要求必须进行手术；多年的感染居然没有破坏眼内的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