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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米·戴维斯一样，如今我对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坦然处之。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乐趣接踵而来。我注意到我和学生谈话时发生的变化。对于任何人来说，同遇到麻烦的研究生谈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在上课、写论文和考试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恋爱失败、资金不足、死亡、恐惧和不安全感等等。打开面巾纸的盒子必须从上面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落泪的前兆——撇着嘴或紧咬双唇、目光下垂和眼眶发红等。失明期间我错过了多少观察这些表情的机会呢？当然，我能听出声音上的变化：言语停顿、清喉咙、叹息和喘气——声音毕竟能向你传达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够。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览无余，我能保持主动，在需要的时候取拿出面巾纸。
我看到人们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经常笑容满面。朋友告诉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显得更有信心，也许这就是原因。我能向别人报以笑容。胡尔说，盲人向别人微笑好比发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现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视力恢复后，朋友们说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她学会了使用以前不会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时，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动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从百货商场的大镜子前面走过时发现，我走路的时候向前弯着腰。失明期间，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开着的门因此总是向前伸着双手，因此形成了弯腰的习惯。有些盲人为了避免在走路姿态上形成难以改掉的习惯而尽早参加了使用导盲犬的训练。如今，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时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奋。
走路数步子的习惯很难改掉。对于盲人来说，形成这种习惯十分自然，无需过多的解释。要想掌握从车库门到大门口或者从办公室到厕所的距离，数步子是一种简单而效的方法。而且，当你下楼梯时，数台阶能确保安全。现在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了，但积习难改。我发现只要走路时不考虑别的事情，不论去哪儿，我仍然在数脚下的步子。
过去失明时，姓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方不够大方，说话时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是无法辨别出他们的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单刀直入，询问他们的尊姓大名。姓名对我来说，好比大海里漂浮着的一根桅杆。如果对方是熟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对号入座，从脑海里搜寻过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据他们的名字创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识到，别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出现，有了丰富的视觉线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别人的形象也是对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因为我们能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我们本身的形象也会变得模糊起来。胡尔在失明期间经常说“自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种记忆”，因为别人都脱离了的肉体“变成了声音、从子乌虚有里说话，在虚无飘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兴趣与更明显的自我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围，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时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瘫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残疾人。不论他们身为父亲、丈夫、一家之主还是学生，但都摆脱不了残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过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开车上班、自己加油、打扫车库、自己付款和向服务员付小费。我的残疾人的身份已经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常人。
做完脊锥手术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好像心灵和肉体都获得了新生。”虽然我在失明期间心如止水，现在却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发动机，所有的汽缸都在运转；我像一棵大树，意气风发，枝繁叶茂。
现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汉了呢？在过去失明的岁月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着她的手，让她领着我前进。我坐在车上，让妻子开车把我拉来拉去。餐馆里，她要付帐单；车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为对男子角色的妥协。在与性有关的陈辞滥调中，盲人没有自由，不属于任何群体。我曾担心会不会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视了雪莉的各种需求。她是否渴望过能有一个高瞻远嘱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在危险到来之际挺身而出替她抵挡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诺德·施瓦辛格1，不是约翰·韦恩，但我在视力恢复之后却对这些成见产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对此曾经做过研究。他把视力同性满足联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视力便等于遭受了阉割。同样，在埃斯库罗斯2的悲剧中也存在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因此受到双目失明的报应。李尔王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亚为他安排的最恰当的结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俗套的影响，我在手术台上也曾出现过遭受阉割的一闪念。我想充当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只是各种象征和社会的固定是模式时才能如此。盲人当然不能和遭受阉割的人划等号。尽管性满足和男子汉的角色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却可相提并论。
奥利弗·萨克斯说，他的一个神经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觉变得极其敏锐，令人无法想象，以至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的增强使他无法对其他物体进行分类。过分灵敏的嗅觉压倒了其他感官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手术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所征服。尽管我不像萨克斯的病人那样重病缠身，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能断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种体验，过去我只能将其隐藏在心底，因为它在广阔的环境中看不到，现在我可以将之公开了，我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流。重见光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为这种对巨大外部环境的鲜明理解和个人的不同内在感受相互结合奠定了基础。
我没有放弃有条不紊的做法。或许这是天生的，或许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把一切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人们接受和适应失明带来的厄运。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从那里继续寻找。如今，同样的规律已经打破轾梏，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十八世纪的狄德罗1认为，明眼人更容易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创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却无法看到上帝。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我重新获得的视力缩短了我和天籁的距离，至于获得这一感觉的方法，恕不奉告。
所有这一切都是伴随一只眼睛而来的。我将永远不会为没有得到另外一只眼睛而遗憾。
第九章 弃旧从新
摆脱你邪恶罪恶的看法吧。承认头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认那些有关月亮和星星的说法是荒谬的。接受盲人的科学和哲学吧，我们不会因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些是我在读了H。G。威尔斯的《盲人国》之后所获得的强烈感想。该书是对固执和偏见的一种讽刺。在这部书里，盲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努涅兹说话的。努涅兹是一位视力健全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尔安第斯荒原”的悬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国度。这个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他们世世代代地生活着，忘记了很多事，同时也凭想象发明了很多事。”他们住在整齐但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沿着导槽在街上行走。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温暖的白天睡觉，因为光线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来到这个世外桃园，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国里，独眼为王”的古训，因此他想做盲人国的国王。然而，他在这个不懂光明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艰苦努力均付之东流，甚至不得不殴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段使他陷入了饥饿的境地，最后沦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爱上了一名美丽的少女，但当权者却认为他们的婚姻无法接受。盲人科学家认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视力造成的幻觉。如果他接受手术除去视力，就有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术。由于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决定做出牺牲。在动手术的前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着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样从台阶上徐徐走来。在灿烂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爱情以及峡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顿时失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绿树青山，转过身，慢慢地爬出了峡谷，永远离开了那个他“曾经相当国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尔斯对固执偏见的讽刺说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间的种种误会。我和努涅兹一样走出了峡谷，走出了那个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国王的所在。在那个峡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为资本获得了很多优势。如今，我再次试图成为王中王，或者成为一名预言家，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威尔斯的话为我的这种感觉提供了依据。“束缚”一词是墨菲喜欢的说法。胡尔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残疾好比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吸走了人们的记忆、兴趣以及他们对时间、地点的感知，对此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我也逐渐懂得，重见光明也和失去视力时一样，需要再一次适应环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弥补回来。
在解释重新适应环境方面没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说明问题了。回顾过去，我发现人们的面容和我的日记标题一样千篇一律。过去，我在脑海里为周围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过声音在我的脑海里维持，陌生者的脸也通过声音加以创造。只有几个亲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抚摸。尽管有时别人请我摸他们的脸，但我一直感到很尴尬。我和瓦格纳一样：“生怕碰掉了对方脸上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我所认识的脸只是声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觉和听觉的感官等级是不同的。失明后，这两种感官对我来说无疑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时才能感觉出它们的重要。例如，声音对于我来说是感觉别人的头的形状、肤色和年龄的手段。我记得，聚精会神地听自己讲话（尽管我不十分喜欢这样做）甚至能够让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生的变化。
视力恢复后，声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识到声音能够引起很多误导。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身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