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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什么。事实上，我们的感情已经被时间证明了，这些年来，两个人投资到交通部门和电信部门的钱足够买一间阁楼，买一个可以容纳我们身体和灵魂的爱情空间。
所以，亲爱的，结婚吧。
济南……济南！（1）
一
我和林小蕾约好星期六上午十一点整在泉城路上的麦当劳不见不散。之前我做好充分准备，决定当天就毙掉这个还不曾谋面的女人。
我喜欢“毙掉”这个动词所携带的愉悦，严卫东则更喜欢用“拿下”来形容和某个女人
做爱。“毙掉”是爆破音，有一种从嘴里往外吐果核的快感。“拿下”则显得有些抒情，如果搭配着一个大气的手势还好一些，至少也像去攻克某个被日寇占领的城市；但如果是慢条斯理地说：拿——下——，就仿佛在朗诵一首三流诗歌。严卫东是个二流诗人，他所有的诗我只记得有一个题目：《他们还在日着》。这个题目曾经给了我莫大的渴望。
“如果确实有渴望/如果所渴望的东西确实光明/那么，这种对光明的渴望本身/将会产生光明”。
这几句是个外国女诗人说的，幸好她在外国，山高皇帝远，否则，也一定也会被我列入必须毙掉的名单。
毙掉还有一种速度感：快、准、干脆利落。对付女人就应该这样，如果过于温柔和缠绵，就会陷入一种不清醒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是可怕的，对身体的危害要超过各种泌尿系统疾病。
我上大学时的女朋友叫张小洁，早在军训的时候我就注意上了她，她个子很高，和那群发育不良的女生站成一队，仿佛一排邮筒中间一棵笔直的垂柳。我们终于在大二上学期双双告别了自己的处子生涯。事后她指着床单说：血。
我一边擦汗一边说：这才是血染的风采。
毕业后一年张小洁去了瑞士，我送她到机场：好好在那呆着，将来我去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没准还能碰见。
张小洁说：傻瓜，诺贝尔奖是在瑞典，瑞士产表。
那你回来帮我买块表给我妈。
对了，我最恨外国人了，别刚到就让八国联军给操了。
……
到了给我打电话。
直到飞机一怒之下插上云端，我们竟然都没哭。
我了解张小洁，料定她会一去不返，她走后，我就换了个新手机号，搬出我们同居过的房间。痛下决心再不看欧美黄碟，那些金发碧眼、赤身裸体、阳具可以当车的男人一个个面目可憎。
值得庆祝的是我的酒量上升，在朋友圈中已经罕逢对手，曾有喝白酒一瓶，加啤酒六瓶的纪录。只有一个人能和我不相上下，就是号称“少妇杀手”的严卫东。简直是我的酒场克星，连泡妞的外号都胜我一筹，我一直被称为“少女杀手”。
我们都属于“杀手科”雄性动物，女人和酒让我们目光炯炯。关于动物所属科目的考证方法，我将在后面的段落做细节方面论述。
这天晚上，严卫东喝了一瓶兰陵特曲，这种酒几乎是济南这个城市可以买到的最便宜的酒，五块钱一瓶，我和严卫东都喜欢喝这种酒，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种酒喝多了也不上头，而且越喝越来劲，每每喝到欢畅时，话题也随酒欢畅起来，然后会互相交流一些泡女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平常时候是很少拿出来交流的，我们如同秦琼和罗成那样各自留着杀手锏和回马枪，并且都认为这一点其实大有必要。另外，虽然严卫东号称什么“少妇杀手”，据我了解其实也没有拿下多少少妇，并且如果一旦有情投意合的少女出现，他依然义无返顾的一马当先，有些思想过于幼稚的少女难免会被他的诗歌欺骗，就成了严卫东抒情后射精的对象。这种跨年龄阶段的胡抒乱射已经严重侵犯了我的权益，也证明了他身体的饥渴无比。按照我所研究的动物学分析，他这种现象的发生完全属于“青少年交配不充分症”的后遗症。严卫东过去是名乡土诗人，在农村老家一边种地一边写诗，歌颂自己手上磨出的老茧、脚下踩过的牛粪，解决性欲的惟一方式只能是手淫，那时候在他的故乡，连守寡多年的寡妇都会不用正眼看他，当时落魄的严诗人曾感叹道：黑夜给了你们黑色的眼睛，你们却用它来翻白眼。
严卫东靠写诗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济南一家电视台的总监和他是老乡，也写诗，严卫东的诗歌和生存状态把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并以此为题材拍了个纪录片。纪录片播出后，严卫东成了名人，那家电视台的老乡总监力排众议，破格把严卫东调到了台里。刚刚扔掉镰刀，马上又扛起了摄像机的严卫东，女人从他的镜头前一个个杀到床上，供他恶补着自己蹉跎过的青春。
电视台给严卫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认识的女人比我多得多，凡是可以拿下的女人，拿下之前，他从来不会介绍给我认识，凡是通过严卫东认识的女人，要不就是拿下无望彻底灰心了的，要不就是他拿烦了又下不去的。前一种女人他介绍给我，主要是报着一种复仇心理，准备让我好好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上堂生动的性教育课；后一种女人严卫东介绍给我的用心就更恶毒了，是怕自己被纠缠，趁早嫁祸给我了事。对待第一种女人，如果的确姿色诱人我有时候就顺水推舟了，不过她们的舟大多推起来都比较费劲，所以一般情况我敬而远之；第二种女人我肯定碰都不碰，因为实在太恶心了，简直好比明知一个人有脚气，谁还敢穿他穿过的鞋。
我喝多的时候经常拍着桌子对严卫东说：你他妈的也算是我的朋友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严卫东喝多的时候也拍着胸脯对我说：我他妈的一定给你弄点好菜。
他说的“菜”是指女人，意思就是给我介绍些好点的女人，平日一直对我用心险恶，这应该算是一种带有诚意的补偿。我经常感慨：人喝多了，才会突然焕发良知。
这天晚上，我和严卫东都喝多了，良知这个东西就开始泛滥起来。我的良知再泛滥也只是潜藏在心里，严卫东则不然，跟他喝酒一样——上脸。他说他最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正如花似玉，他要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介绍给我。
我心想假如严卫东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他肯定是真喝多了。我对醉鬼一向比较宽容，不怎么计较。
严卫东的表情却像他的诗歌一样严肃：真的。
那好，欢迎。
我们还像模像样地碰了一杯，然后他取出手机按来按去，装做在找某个电话号码的样子，我去了趟厕所，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找，动作和表情一点也没有变，等我坐下，他果然说：手机里没存她的号，好像有一张名片，在台里，明天上班我给你打电话，或者我给她打，让她给你联系。
二
严卫东第一次把林小蕾的名字告诉我我根本没记清。那天他喝的太多，吐字也不太清楚，也没找到林小蕾的电话号码，只是嘴里咕哝了两下“大概叫林小蕾”，我完全听成了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名字，我觉得叫什么名字对我毫无意义，关键问题在于严卫东是否真的有这么好的心肠，放着张生不做，非变性做红娘不可。如果确实如此，我倒并不觉得严卫东真的会洗心革面，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由于常年纵欲过度而导致了永久性阳痿？这个恶毒的猜想一从脑海诞生就令我自责不已。
严卫东在电视台负责一个以婚恋速配为内容的综艺节目，速配是严卫东的工作，也是我们共同的业余爱好。这是一个速配的年代，在交配这件事上，必须要速战速决。这种观念随着张小洁的离去而在我心头根深蒂固。
和严卫东比起来，我的工作显得毫无意义。大学毕业那时候，正逢公务员热，全世界的人好象都在考公务员，张小洁也要考，我说她没戏，她还不信，并且要我陪她一起考。当时我对爱情还抱有一丝幻想，就听了张小洁的，结果她果然没考上，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考到一个机关里来了。这个机关是当初填表的时候张小洁帮我填的，她觉得和她报考的那个机关在一些职权的操作上互补，万一将来大家都混上一官半职，受贿的时候心里更塌实一点。我曾苦笑着说：那咱俩苦心经营的爱情岂不也成了政治婚姻？
幸好事情发展的不在张小洁意料之中。但这件事对张小洁的打击不小，她一向很要强，是那种一心追求进步的孩子，决不能容忍自己成为落后势力的一股。这个通往光明的大门锁上了，马上就去找另一个大门的钥匙，实在不行就跳窗户。而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视力好，在黑暗的地方也能清晰的分辨出床和马桶，就足够了。
张小洁的一厢情愿彻底促长了我的懒惰。在这个无所事事的机关里，我很快就更清楚地
认识到了张小洁当初的荒唐：我丝毫也不具备混政治的天赋，就算张小洁也考上公务员，若干年后她当了高干我也顶多是个高干家属，双双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大不了就她耕田、我织布算了。而现在，打入内部的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自然全无。每天的工作完全是在打发时间，清闲的办公室是一个柔软的蛹，紧紧困住我日渐憔悴的青春。值得庆幸的是办公桌上还有台电脑，虽说配置很低，又不好在上班时间公然玩游戏，但可以偷偷写小说，同事过来就赶紧切换成某个无事生非的文件。这种偷情般的写作经历也能给小说情节增加许多跌宕，我的前几个小说都是在办公室写出来的，我偏激的认为将来中国的第五大名著一定会在某个无聊的办公室诞生。
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夜晚。济南这座城市的夜晚和故乡的夜晚不同，闪烁的霓虹灯就像一个个半遮半掩的洞口，给人太多的诱惑。我来济南的时候才十六岁，在这里读了四年书，上了五年班，谈了一场恋爱，毙掉了几个女人。说实话张小洁刚走的日子我感觉如释重负，我太需要这种自由的感觉了：下班后不用按时回家；和朋友把酒言欢时不用接催促的电话回扫兴的短信；睡觉前想洗脚就洗不想洗也不会挨掐；周末睡上一整天也不会被叫醒揪着耳朵逛街……
然而，这种美妙并没有维持太久，痛苦的嫩芽硬是在石头一样的心上发出来了。那些甜美的回忆变质为散发绝望气息的冰块，卡在喉头，吐不出，更咽不下。张小洁这个和我相处五年的女人，就这么在我的身体下面被生生地抽走了，被一架冰冷的飞机生生地抽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本来是连在一起的，生生的剥离如噩梦一场。
一个人的生活固然省却了许多麻烦，可是，如果我突然死了，谁都不会察觉，除非等到尸体的臭味把邻居惊动。
没有张小洁的夜晚是我成为“杀手科”的重要原因。本来我可能还属于一个自我陶醉的“准丈夫科”，还相信只要清心寡欲，就能换来美满生活。和十九世纪的中国一样，这种闭关自守的思想终于随着一场战争而宣告破灭。
这场战争同样签定了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在这个不平等条约里，我以为我是战胜国，毙掉了那个女人，可事后想来，真实情况为：自己被那个女人毙掉了。
那个女人家在济南，在北京上的大学，最初是学医的，毕业后分到济南的一家医院工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