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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癞蛤蟆肉好吃吗？客观来说这些稀奇古怪的肉都不会太好吃，因为高级动物演变了这么多年，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饮食经验，知道什么肉好吃就养什么，猪、牛、羊、鸡、鸭、鱼是天下最极品的美味，只是到目前为止，高级动物们吃的都倒了胃口，就开始抱着猎奇的心理去尝试酸涩的山珍和咸苦的海味，不过是对胃口的自虐而已。做为一名还没有退化的高级动物，我的胃口只是一扇敞开的门，让任何对我身体有兴趣的动物长驱直入，如果它们嫌弃我的胃酸以及消化不良，随时都可以远走高飞。
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我往张小洁家打了个电话，她妈接的，说张小洁已经走了，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大学同学，她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雷锋。
八
传说春节是一头猛兽，每搁三百多天就骚扰一次安居乐业得高级动物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免遭猛兽得骚扰，高级动物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燃起火堆，把竹子放到火堆里，噼里啪啦地烧。火光和声音令猛兽感到恐惧，就丧失了进攻高级动物的胆量，一次次无功而返，就不来了。尽管如此，高级动物却遗留下来很多吓唬猛兽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年俗。正是由于这些年俗的存在，再次证明了高级动物的胆小脆弱。
这一年春节，传说中的猛兽扑到我的心里，我能明显的感觉出他的张牙舞爪，它把我的五脏六腑撕成碎片，即使我吞下一串燃烧的鞭炮，也驱赶不走，它给我带来的是一场劫难。
我呆在家里，陪父亲聊天，他原来所在的工厂倒闭了，所有的工人都盼望着自己能拿到每月三十几块钱的最低保障金。民政机关对拿保障金的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必须夫妻双方年龄都在五十以上，并且还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必须都没有工作，家里都是城市户口，不能有
耕地；必须孩子也没工作，如果孩子在十八岁以上具备了劳动能力就要以有工作看待；家里的家用电器不能有太多，至少不能有空调和冰箱，否则就超出了可以领最低保障金的范围。父亲负责这些钱的发放，事实上他在按照要求执行的过程中，大致相符就可以了，因为真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没等最低保障金拿到手，就像阿富汗难民那样饿死了。从父亲口中，得知还有那么多比我还惨的人近在眼前，我就没那么痛苦了。
还有一件能够令人快乐起来的事，就是帮母亲做饭。我下厨比写作要有天赋，把生的食物通过搭配组合，再经过煎炒烹炸就成了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我最擅长的菜是水煮鱼片：把一条活鱼杀好，弄干净，然后用锋利的刀片成片，再把油热好，先放进白菜炒熟，盛出来；再把鱼片倒在锅里，用水煮熟，再把鱼片倒在白菜上，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一部，就是在锅里放两勺油，把麻椒、干辣椒和一些作料一起倒进滚烫的油里，用这些油浇到鱼片上。如果这只鱼有灵魂的话，它这时候一定很痛苦，我把痛苦转移到比我低级的动物身上了。
以上两种办法对暂时摆脱痛苦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快就没什么作用了。父亲厂里的下岗工人为了能拿到最低保障金，拿着伪劣饮料来送礼，他走后我从包装艳俗的纸箱子里取出一瓶，刚喝一口，马上就吐了，看来贫穷丝毫也锻炼不出人们美好的品德，相反，只能让性格更加狡诈。
偶尔做做饭还可以，但实在是太麻烦了，就拿做水煮鱼片来说，要经过那么多繁杂的工序，有一次我险些把手指头剁下来，伤口愈合后也影响了我对麻将花色的敏感程度。
经验告诉我，要想解决痛苦，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女人。这种时候，新鲜的女人可以像一剂杜冷丁，即使是癌症晚期的人，也能暂时从痛苦中解脱。
女人，县城里的女人。
马小刚倒是经常在和我喝酒的时候提议去嫖娼。我犹豫再三还是没能破这个戒。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拉不开脸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县城里的妓女档次实在太低了，成员以临近县的少女为主，也包括一部分本地年轻的下岗职工，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姿色，也没有卖煎饼果子、炸油条的谋生技能，只得用自己带着汗臭味的身体去蹭来一点点铜臭。她们的价钱实在便宜，马小刚说有个什么乡，那里找一个妓女只需二十块钱，这么低廉的价格让那个乡闻名遐迩，大有经济腾飞之趋势。可不知道为了什么，马小刚兴高采烈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想起那个下岗职工送的饮料，一阵阵泛着恶心。
尽管县城没有泉水，可我的七十二泉计划还要继续实施，我决定在县城干涸的土地上打几个泉眼。正好邮局发行了一套七十二泉的邮票，我买来放在枕边，努力地回忆着以前那些女人的名字，把每个名字写到一张邮票背面，有四五个，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是姓杨还是姓李？姓马还是姓牛？我也记不清楚她们的模样，那些人在我记忆中简直一塌糊涂。
记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信赖记忆的人终会遭到它的捉弄。
电视机里每天都在放着各个地方的春节晚会，主持人一再说“辞旧迎新”，这是句实话，我已经辞了旧，再不迎新，就把自己荒废了。
这一天，我看到县电视台也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主持人是个女的，在屏幕上看起来大约有三十来岁。在县电视台上镜和在严卫东过去在的省电视台上镜不同，同样是在屏幕上显得有三十来岁的人，如果是在省台，真实年龄可能是四十来岁；但如果是县台，可能仅仅二十出头，这是当代中国电视的魅力之一。县台晚会上的这名女主持人，通过糟糕的化妆、低劣的摄影和简陋的灯光，五官被表现得非常浑浊，看不出具体好坏来；不过身材在屏幕上还是相当不错，曲线流畅优美，并且普通话说的还过得去，完全没有我们这里的口音，基本算是纯正流利了。她主持的这台晚会，节目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县台所有的晚会演员阵容几乎都只有这几个人：两个唱民歌的是过去县剧团的老生，嗓子都还不错，有时候还会拿把二胡给自己伴奏，就算一些比较高的声部也能红着脸喊上去，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两位唱歌的时候表情还如当初唱戏一样夸张，肌肉痉挛、眉毛飞舞，眼睛里时常噙着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控诉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两个唱通俗的在县里一个最大的酒店上班，每天中午都在这家酒店一展歌喉，给食客助兴，歌喉展毕，就下台给食客端盘子上菜；还有几个跳舞的女孩是从地区艺校请来的，只要县里哪家商场搞促销活动，她们一定会出现，兔子一样蹦跳在商场门口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能够算上有新面孔出现的只有儿童电子琴合奏，也是县城一家私立幼儿园的传统节目，表演的曲子无非诸如《世上只有妈妈好》一类，但小演员每年都换，所以每年也都只能弹奏《世上只有妈妈好》，孩子们的指挥比较固定，是这家幼儿园的校长，四十多岁，说话捏着嗓子，模仿童声，发出很奇怪的声音，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看她指挥，看她节奏错乱的摇头晃脑和一脸天真的表情，实在令人捧腹。
我曾在大二那年暑假在县台实习了一个月，说是实习，其实什么事也没有，经常钻到制作室里和那几个平日做节目剪辑的年轻人一起看三级片。那几个年轻人里有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叫朱光辉，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因为父母都是广播局职工，他就比较顺利的安排到电视台来。朱光辉借三级片的路子很广，制作室几乎每天都有新片上映，大家把门反锁，看的精神振奋，偶尔还会有一两部毛片，相对三级片来说，毛片虽然更加直接刺激，全都是真刀真枪，但并不是太受欢迎，可能是少了很多悬念吧，就是再糟糕的情节也能给三级片增加不
少引人入胜之处。另外，我还觉得聚众看毛片实在是一件有悖人道主义的事，三级片就不同了，有很多可以议论的话题，很多令人期待的兴奋循序渐进，更适合群看。没有录像带可看的时候，我就找台里几个女主持人贫嘴，和她们都混的很熟，只因我当时还比较洁身自好，白白错过了许多勾搭成奸的机会。这么多年过去，那些女主持人大多结婚生子离开荧屏了，和领导关系密切的便退居幕后，成为某个垃圾节目的制片人；和领导关系没那么密切的，也退居二线，到广告部锻炼成一名素质强悍的业务员。都说电视台的主持人是吃青春饭的，越小的电视台这晚青春饭就吃的越快，县电视台主持人的青春饭就是嘴边粘着的一颗米粒，舔上两舔就没了，根本连饭也算不上。我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机里这个声调高昂的女主持人，画面是远景的时候，她也模糊成台标下方的一颗米粒。
晚会在虚假的热闹气氛中结束了，上滚的字幕中，发现女主持人的名字叫米如雪。
九
县城里的年比大城市的年要漫长好多，直到过了农历二月二，和年有关的事物才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我年前回到县城的时候手里有不到五千块钱，除了给父母很少一点，一个年下来连吃带抽已所剩无几。老跟着父母混吃混喝实在不好意思，我打算把口袋里仅存的几百块去商店，给家里买只微波炉，电视里唱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至少也要做点小贡献吧。
这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街上，虽说到处都在说“春回大地”，天还是很冷。链条都仿佛被冻僵了，艰涩的拉动着自行车车轮一圈圈的旋转。我不在县城的这些年，县城有些微微变化：大街正在改造，到处都在拆迁，严寒并没有冷却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大街上到处都是拉砖土的卡车飞砂走石，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像是去赶着做一件类似毁尸灭迹的事情。
百货大楼已经很旧了。在我童年的时候，这里生意好的仿佛所有的东西都不要钱，楼外面“百货大楼”四个字闪烁着金光，我当时都有一个错觉，以为这四个字是用纯金打造而成，后来父亲花了很大耐心才纠正了我这一遐想。现在映入我眼前的“百货大楼”四个字锈迹斑斑，“货”字还掉了个单人旁，门口冷冷清清。只有两个买凉皮和白激馍的小摊，盛蜡肉的砂锅微微冒着热气，证实这里并非人烟全无。
我把自行车停好，让卖白激馍的小贩帮我看着，然后进了百货大楼。里面光线昏暗，甚至有些阴森，玻璃做的柜台反射着冷光。我问卖家用电器的营业员有没有微波炉，营业员说：卖完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卖完了还是他们根本没有进过，我想也没有再问的必要，谁知道营业员却反问我一句：电饭煲行吗？
为了表示对卖白激馍的小贩帮我看车的感谢，我买了一个，一手拿着，一手攥着车把，一边吃着一边蹬自行车。白激馍里的油很多，有几滴滴到我的裤子上，滴上就滴上吧，我的衣服已经足够脏了。
从对面骑摩托过来的一个人是我初中同班的女同学，当时朱光辉很喜欢她，可她似乎不喜欢朱光辉，也不喜欢我，这么没有眼光的人后来果然没考上高中，她家里还不如朱光辉家里有背景，据说初中毕业后她还追过朱光辉，但那时候朱光辉却又不喜欢她了，应付着暧昧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和她分手了，受到打击后这名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