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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八十一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千辛万苦地跑回来，没有错，不后悔，可谁想得到会有那么一场无妄之灾？要恨，只能恨我的命吧，这个倒霉的命！
所以难怪，在福星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就仿佛是吮地一声，我的生活，我的余年，就在一个猛然的转折中决定下来了。大前天傍晚，老程又来了，带着一脸不同寻常的兴奋，她几乎是一进门就对我笑道：
“老先生好点吗？您的孙子叫我来看看您。”
这竟是真的，二勇的父母回信了，同意他认我这个爷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养育二勇的父母啊，我这孤苦零丁的老头子没什么好说的了！
“您以后怎么过呢？叫他到您家来，还是您搬到他那儿去？”老程问。
“都行，孩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程作主，“依我看，不如您搬过去。”
“行”
我又想起那个测字先生的话了：迁，主遇难呈祥。
“老先生，我还有句话，先搁出来，当不当您自己斟酌：您的东西，钱，还是您一个人的，别往二勇那儿拿。”
“怎么？”
“我也要替二勇先想一步。不用瞒您，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好人难当，总短不了那么几个长舌头，备不住满世界传风播雨，说二勇为财认亲，是想图便宜，孩子脸皮薄，别委屈了他。”
“行。”这事我当然胸有成竹，“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置。”
“那行了。”老程笑笑：“你们爷俩的家务事，我清官不断，回头您出院，我叫您孙子来接您。”停一下她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得祝贺您，贺您有眼力，跟这孩子过，保险没错！”
我要出院！
就在今天下午，我把出院的手续都办齐了，正在要走没走的．当口上，青年餐厅的同事们来看我，大姑娘小伙子闹喳喳地挤满了一病房。
“今天不探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们从太平间溜进来的。”小伙子们拍着胸脯，“没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就算接您出院吧。”大姑娘们调皮地咯咯笑，“我们掐算着您准住腻味了。”
我说：“我有人接风”
删I说：“是二勇吧？这小子，还在大门口傻等呢，叫他跟我们进来他不敢。”
“他比你们守规矩。”
“哪儿啊，您不知道，过去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调皮得出花儿，穿了两年‘官儿眼’，变老实了。”
护土终于发现这些“非法越境者”，板着面孔来轰，他们满不在乎地打着哈哈：“就走就走，但愿永远不来这地方。”
大家争先恐后替我拿上东西，前呼后拥，旁若无人地把我搀出病房。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恍然满头乌发又少年了。
我爱这些年轻人，也爱他们……不，我们的餐厅，我曾经为此坚定了活的信＄然而；信念固然高林也固然可以》我带来一安慰和自豪，可却不能弥补我心头那凄凉的空白。人，只有当他感到幸福生活也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才会真的迷恋人生！
出了住院楼的大门，高高的台阶直通下去，连接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的胸襟也豁然开朗起来，不知怎么就激动得浑身发热。敏芳，你也跟我来吧，就在医院那白色的栏杆外，二勇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民警服正在等着我们呢！我流泪了？为什么看不清他那高高昂起的大盖帽上的警徽？可那原航而斑斓的颜色却分明打动了我，还有那身厚厚的棉警服，臃肿得可爱。二勇看见我。了，使劲向我挥了一下胳膊。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串嘟嘟的哨声从高远的蓝天飘过，活泼、悠扬，也安详。那是一群鸽子，象点点灰机，游洒地在恬淡的白云下盘旋而去，……我心头忽然发抖，两腿一软，不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啊——，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谁之罪
——评海岩的《死于青春》刘锡诚
青年作家海岩的中篇小说《死于青春》讲述了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的故事。当我读着这部九万多字的作品时，我的情绪随着主人公陆小祥的命运的沉浮，重重地被一种早已消逝的对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所笼罩。惨绝人衰的唐山大地震，劳改农场监改干部中的复杂斗争，使那些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显出狰狞的面目。一个纯厚正直、执拗的追求真理、本该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与爱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纯厚的、仁爱的关系中所作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关押起来的罪证，最终死于他的至亲好友刘成德的枪弹之下。读完陆小祥的故事之后，人们能不义愤填膺，仰天长叹：谁之罪？
我没有全部读过作者的小说，只读完了《啄木鸟》编辑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个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乡》和上面所说的《死于青春》三部。从我所读过的这三部小说中，我以为《死于青春》写得最为深刻，最为成熟，也最耐咀嚼。其所以深刻，是因为作者不仅写出了青年主人公陆小祥的富于个性的性格和哀婉动人的故事，而且从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这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造成他的人生悲剧的社会原因。这部小说所概括的社会问题，既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小说的全部情节、人物纠葛以及生活画面，自始至终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的回忆、倒叙和内心自白而得以展开的。“我”在十年前曾经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共青团委书记，年轻的姑娘，地震之后被派往震区——清河农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结识了与她一起工作的当地的警察陆小祥，两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萌发了炽热的初恋。陆小祥虽然缺乏较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心灵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纯厚的扶危济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达到刚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险阻而勇于献身的革命责任心深深地打动了这个从城里来到农场的姑娘，两个人在孩儿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热烈地相爱了。由于社会环境的不正常（在劳改农场这个被认为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左的思想不断升级，以及孔局长一类人物的欺上瞒下获取个人升迁的资本的行为，等等），陆小祥的一切作为，一切在常人看来是正当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举动，都成了构成他破坏抗震救灾、同情反革命的罪证。他被关押审查，但他拒绝作检查，拒绝承认错误，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并未迫使这个虽然入世未深然而却与环境不妥协的青年改变初衷。他的青春是壮丽的，狂放的，透明的。他虽然死在人民政权和亲朋好友的枪弹之下，但他的结论却不能由孔局长一类人物去作，父亲一般仁慈、宽厚、苦干、为人民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洪场长以及农场的乡亲们深情地、愤怒地安葬了他的遗体。这样一个警察，他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纯厚的乡情，同当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最后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2他的悲壮的死亡，对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来说，带有普遍性。陆小样虽然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我们的社会已经由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转变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时期，“我”对小祥的眷恋依然那样强烈， 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浪灭， 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变（大学毕业了，结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将小样的期待遗忘，每当对丈夫继平的庸俗的灵魂产生某些厌恶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眷恋就达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以至于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里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节，“我”却弃家而出走，来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淀农场，寻找失落的旧爱，追回甜美而苦涩的记忆，凭悼那个在湿流浪的河滩拥抱了她、亲吻了她，从而在那一秒钟里享受了一生全部爱情的陈小祥的坟苦头一
如果把陆小祥的悲剧理解为人道主义思想与不人道的社会政治的冲突还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么，我还要说，“我”的离弃丈夫、公婆、双亲而出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与庸俗寡谈人生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从而作出出走的决断，这不是某一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的解决。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悲初；也不必把文学作品里写了这样时冲突和悲剧就上纲为为社会主义抹黑。陆小样的悲剧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闯三十里长堤，在为迎战暴动的犯人而组织的敢死队里所表现的英勇豪气，揭露马盛利医生在震后见死不救时的血气方刚，为埋葬刘成德的父亲而慷慨地献出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立柜，由于揭发了秦文忠而导致秦文忠被捕之后的心理的矛盾与自责··。…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协调的思想、品德、因素、举动，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排拒，是人道主义的处世思想；而这些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抵触的，最终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十年之后，“我”的出走，也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次的冲突同小祥与社会的冲突，性质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笔下，“我”的追求是相当源俄的。但可以看出，“我”时时把现在的丈夫与小祥放在一个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学当作自己的追求与哲学，于是就对继平的庸俗（亦即社会的庸俗市侩倾向）产生了厌恶，从而使家庭生活出现了断裂。既使作为肉体的小祥已经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不复存在了，但作为精神的小样却在她心灵中永存。不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热情，他的倔强粗野，他的羞涩局促，而且还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压而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纯厚的情谊和了解，为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社会责任感，时刻都成为在“我”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继平身上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宁可辞掉医生的职务而到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里做按摩师以获取更多的钱的委琐而庸俗的灵魂。也许她是一个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对市侩主义的鄙弃却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诞生的一种时代意民小说在这方面的畜药显得太少户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不能不是一个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感的缺憾。
（死于青春）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而结构情节的写法，时不时插入一些叙述者的心灵的剖白。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比较集中，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赘疣，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把叙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公之于众，沟通了读者的感应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这种叙事方式所带来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场合和关节扩大自己的画面，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小说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物，如孔局长、肖科长。孔局长是左的思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