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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苏云。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光荣的经历，在无意中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迄今为止，如果有，就只能是她。
苏云是我同系的师妹，比我低两届。大三开学接新生的时候小丫头第一眼就看上了我，而且不是那种轻描淡写的“看上”，是山崩地裂的那种，虽然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刚开始她旁敲侧击地暗示的时候我可以装糊涂，到她明白无误地表白时我就只能很残忍地说“不”了。其实我并不是从没有和谈不上“来电”的女孩交往过，到最后虽说分手也是好聚好散。可是苏云不同，坦率地讲，我扮演了一回懦夫的角色，因为如果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上我的话，我不会拒绝她。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问题在于我良知未泯，我看得出来她的温度。
那是段狼狈不堪的日子。我第一次发现只要我想我也可以足够心狠。她越是执著我就越是拒绝，乐此不疲。到最后我的拒绝已经与感情什么的无关，纯粹是为了较劲。我不信我会输给一个小丫头。我相信那些日子里见过她那张倔强又凄楚的小脸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一场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谁是猫谁是老鼠——用我说吗？
周雷（2）
我们的僵持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用我们宿舍哥们儿的话说就是“比世界杯还过瘾”。那几天她整晚上整晚上地站在我们宿舍的楼下，一个电话打过来，“我等你。”然后就三四个小时地站在那儿，还一面跟来往的熟人打招呼——好像她是来乘凉的。我真惊讶，那么瘦小纤细的小姑娘的体内怎么能蕴含这么多的能量。那些夜晚我佯装平静，号召哥儿几个打升级。洗牌的时候经常手指发颤，牌落了一床一地。对面宿舍的一个哥们儿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在故意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有几次全宿舍群起而攻之，我硬是被他们轰到了楼下去。我对她说：“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其实没事儿，但是请你回去吧。”她含着泪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等着瞧。”那架势也早已与爱情无关。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学校放梁家辉演的那部《情人》，全宿舍倾巢而出，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她就在下面。然后下雨了，非常大的雨。我终于冲到楼下去把浑身湿透的她领进楼道里。她静静地看着我。她和《情人》里那个女孩一样穿了条白色的连衣裙。那场倾盆大雨洗去了她浑身的任性和乖张。就在我还差一秒钟就要把她搂在怀里时，她说：“周雷，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我笑笑，摸了摸她垂在脸上的一绺头发。
“周雷，”她说，“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很爱你。”
我说：“如果我没有伤害过你，你还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混账话。但是她很惊讶地看着我。——那是种类似于醍醐灌顶的惊讶，已辜负了上天为了她投资一场倾盆大雨所营造的悲情氛围。
后来苏云的男朋友就是那个说我是“故意锻炼自己意志力”的家伙，再后来我们喝毕业酒的时候苏云笑盈盈地过来敬我。当时的氛围已经因为几个人的酩酊大醉由伤感变得混乱起来。在一片混乱之中苏云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如果你没有伤害过我，我不会爱你。至少不会像我当初那么爱。但是——”她笑了，两年的大学生活让她身上多了一种女人味，“遗憾的是，没有‘如果’这回事。”
好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没有如果这回事是怎么回事。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苏云。尤其是在我不可一世自我膨胀志得意满的时候。那个雨天里她宁静的脸总像一把锥子一样刺破我的“成就感”这个氢气球。提醒着我的怯懦。我敢说，如果我们当初真的顺理成章地变成男女朋友，那今天她对我的意义就不会如此特殊。
我送冯湘兰回酒店的时候，天色已晚。
“明天几点的飞机？”我问。
“下午。”氛围变得暧昧起来。或者说我刚刚觉察出来。“对了。”她笑着说，“还没祝贺你呢。找到一份好工作。”
“算了，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只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
“给你点儿阳光你就要灿烂。”她损我，“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么超脱呢。”
“不过我告诉你，最近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我说，“我在追我这辈子喜欢过的第一个女孩子。我是说重新追。挺有意思的，觉得自己是在重活一遍。”
“你说宋天杨？”
“你你你——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我一瞬间窘相毕露。
“你的事儿我那时候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宋天杨啦，苏云啦……”她瞟了我一眼，嘲弄地微笑着。
“我还是那句话：算你狠。”
“好了。”她停在酒店的门口，“上来坐坐吗？”
“不了。”我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柳下惠，没必要有事没事考验自己。”
“怕对不起你心里纯洁的初恋情人？”
“她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她睡过的男人虽说没你多，但那数字也足够让居委会大妈气急败坏的。”
我们一起笑，引得过路行人侧目。
“好吧。”她说，“那就再见了，祝你幸福。”
“你也一样。婚可以不结，日子要好好过。”
“还是周雷对我最好。”
我凝视着她的背影。她穿套装和高跟鞋的样子很漂亮，她的头发也挽成了一个很白领的髻，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那些苹果绿粉红天蓝鹅黄的吊带装。再见，阿兰。
夜晚来临，不过来临得不是那么彻底，霓虹还没有完全绽放。冯湘兰的酒店和我星期一就要在那里上班的写字楼恰成一条对角线，遥相呼应，两座璀璨的塔。我相信当我坐在那写字楼的第二十七层加班的时候，往下看，会发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酒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多少人痛骂城里的灯光呀。藏污纳垢，粉饰太平。让堕落的人合情合理地堕落，遮盖了“罪恶”龌龊肮脏的轮廓，让它变得邪美起来。而且还混淆人的视听，以为这世界变成了金钱权力香车美女的盛宴。凡此种种，证据确凿，让良知未泯的人给城里的灯光判死刑吧，或者终身监禁也行，让它身着囚服姿色全无从此不能妖言惑众。——但是，你能说它不美吗？
我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煽情？我还真是难伺候，没工作的时候难受找工作的时候难受找着了还难受。想想我刚毕业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时候吧。我对自己说你终于有资格回忆了。每天在人才交流市场像古希腊奴隶一样等待贱卖。回到阴暗的斗室里起劲儿地听重金属，在“病孩子”的ＢＢＳ上留下无数愤怒得顾不上押韵的诗篇，顺便跟几个不太熟的女子做做爱——很朋克。
周雷（3）
当我挤破了脑袋终于钻到一家不甚正规的房地产公司做部门经理——的助理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来，今儿晚上别再像鼹鼠一样在地底下闷着，出去看看北京的灯吧。我站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舒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我忘了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长途电话里跟一个哥们儿刻薄地说面试的时候我发现那里从老板到员工的水平居然都比我还低；我忘了现在轻松愉快的自己曾经就算是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的时候心里也在思考我想做的工作是否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我想起我很装蛋地对一位在广告公司拿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学长讲：广告——无非是污染并强奸人们的精神，或者挑起人们的欲望让他们自慰；我想起其实房地产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把房子变成人把人变成阴沟里的爬虫；我想起一个中学时的哥们儿的Ｅｍａｉｌ，他老爸是家证券公司的经理，所以他很幸运地一毕业就有机会跟着高层们兴致勃勃地包装那些亏得一塌糊涂的公司上市。他说：真是的，我学的是金融，又不是整形外科。
我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蹲下来，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样病菌似的污染这个世界。我知道我愤怒我朋克我重金属我叛逆不过是因为我没抢到一个污染的机会。但就是这个已经被我们变成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的世界，我们除了爱它又能拿它怎么办呢？我告诉自己来吧你试着用日后成功了的你的眼睛来打量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赢家温暖而辛酸的回忆。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个傻瓜，当时看见我的背影的人准以为我是在呕吐。
现在我有了一个机会俯视城市的灯光。“其实没什么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别，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几年前就设计好的台词。只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真的这么想。
后来我告诉天杨那个难忘的崇文门的夜晚。然后我问她：“我心里有事儿的时候跟你说。你心里有事儿的时候问谁呢？”她笑笑，“我去问加缪。别笑，真的。加缪的书里什么都有。”——真恐怖，加缪又不是邪教教主。
说曹操曹操就到，手机响了，天杨说：“周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敢说‘不’吗？”但她今天晚上没有跟我贫嘴的兴致，“周雷，我爷爷的病犯了。现在我们都还在医院忙活呢，你去幼儿园接一下不不行吗？我们都忘了他了。你顺便带他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带他回家睡觉。谢了。”
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儿晚上可别惹我。
肖强
＇肖强＇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号晚上，方可寒死了。
我至今记得白得泛青的医院的灯光下她长长的，静静的睫毛。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发现下雨了。雨雾中的路灯的光看上去比平时洁净些。我想要不要马上打电话告诉天杨和江东这件事，想想算了，他们明天一早还要模拟考。
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只能独自承担这件事。独自回想——尽管我不愿这样——那灯光下，她的睫毛，她的嘴唇——淡粉色的，她的手指，她的长头发。我兜里还装着她的玫瑰红色的小呼机。她给我呼机号码的时候说：“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
我回到店里，看着两个顾客走出去，再赶走帮我看店的哥们儿。反锁上门，下意识地把我的蔡琴放进机子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把灯关上。蔡琴既悠然又忧伤的声音在黑夜里如鱼得水。出了一身的冷汗。我还以为是刚才淋的雨。
我把钱递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她说：“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上床，不收钱也可以，因为——”她诡秘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欢你。”我笑笑，“我也喜欢你，不过还是收钱吧。你说呢？”她放声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说：“肖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