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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如果第三年的生意额达到一个既定的理想水平，我们依足原来所讲的数目清付，万一生意额下降，则依比例而减缩末期款项，当然，如果生意额上升，章氏亦会按照比例而增加收购数目。
章德鉴问：
“楚翘，我们的条件是否厉害了一点？”
“见仁见智。在商言商呢，这种出售方式并不是我新创。且急于出售的并非我们，而是对方。”
我又补充：
“人情还人情，数日要分明。除非你看成是纯粹友谊帮忙性质，始作别论。”
“你看呢？”
“我看这种交情的表达最差劲没有。要贴补朋友，倒不如真金自银，明码实价，自己还有个确实的预算。
“要打开门做生意，牵一发而动全身，张罗一番，少点利益也会得不偿失，且朋友并不一定知情领情，真正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何必？”
我看得出来，章德鉴是有点为难，他一向都是个沉实仁厚的人，要他埋头苦干，绝对不成问题。别说要他投机取巧，就是要他花言巧语，或锱铢计较，他都觉得为难。
于是，我说：
“如果你觉得跟麦先生相熟，不好开口讲价的话，就由我代表你表达这些意思吧！反正你就这几天又得跑美国和非洲一趟。”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在章德鉴启程之后，我约见麦忠信。
他把那位跟在他身边打理旅行社生意的女儿麦浩铃也带在身边，跟我一起谈适意旅行社的收购条件。
提到我们的建议，麦忠信有一点点的为难，先自沉吟，并不说什么。
那位麦浩铃小姐差不多嗤之以鼻，慌忙答：
“这跟明枪明刀地抢掠有什么分别呢？未听过条件有比这更苛的了！”
听了她这句话，我才细心地看了麦浩铃几眼。人并不漂亮，然五官还算端正，眼耳口鼻分开来观赏，每一样都不错，挤在一起时，气氛就显得狭隘，跟她的言语都无异是显了小家相。
我仍以平和的语气答她：
“是有分别的，若是明刀明枪地抢掠，你一定非双手奉送不可，否则出不了我们章氏的大门。但如今呢，文明地讲生意，合则成交，不合也还是朋友，欢迎你们随时上来小坐闲谈。”
麦浩铃的面色立时间变紫。
麦忠信显然不欲女儿下不了台，慌忙接腔：
“也不是说条件是否苛刻的问题，只是既如阮小姐说的在商言商，自然是卖者想抬高卖价，买者又想压低买价，都是合情合理的事。”
这才是一个生意人说的话，我格外和善地对麦忠信说：“麦先生的确是明白人，这是太好了。”
称赞麦忠信，也等于贬低麦浩铃。
我的情不自禁，话出无心，显然听在麦浩铃的耳朵里，更不受用。她的面色一直没有好转过来。
麦忠信很诚恳地要求：
“能否在价钱方面再添多一点点，我跟章德鉴是谈得来的朋友，且看重他年少有为，很佩服他的刻苦耐劳。辛苦经营的生意能所托得人，心里比较安乐，故而才着实地跟他洽谈。
“生意之外还添上这番友情，希望阮小姐能把价钱提高一点。”
我说：
“价钱其实是章先生跟支持我们经营生意的银行家给我们拿主意定下来的。”
我这么一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免章德鉴难为情，我也有后路可退，故而继续说：
“若价钱提高了，而我们所得的信贷限额不变，那就等于要多拿现金方能跟麦先生交易。并非说适意不值这个钱，而是我们有实际上的困难。”
我决定不在价钱上让步，因为我一旦减价，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以全权拿主意的身份。这种不必要的荣誉，对生意只有阻碍，没有帮助，就不必急于揽上身。
且行政秘诀之一是凡是对贸易对手建议都必是最深思熟虑的结果，免得过，绝不能不停更改。若能被动摇一分一亳，可能招致对方的得寸进尺，继而至大失预算。
故此我语气虽然松软，但在条件的商议上根本半步都不肯退让。实行软硬兼施：
“实不相瞒，旅行社的生意，我们还真正是外行，其实应该不熟不做，但章先生觉得适意的根基稳固，就算转了手，麦先生答应并不向外张扬，实行借助你的威望，稳住生意，我们才有信心努力摸索。且接办后有什么困难，章先生可不时趁赴非洲之便，求教于麦先生，有这个后盾在，我们始放得下心。”
我继续鼓其如簧之舌，说：
“至于价钱和付款方式，牵涉到章先生临行前跟银行商议定的信贷数目，若有所更改，那就等他回来后，再与银行联络，才能给麦先生答复，反正也不急！”
我当然知道不急的是我们，而不是麦氏一家。
果然，三日之后，麦忠信就同意到律师楼签妥所有过户转售手续，与老妻匆匆上道。
我开始接管适意旅行社。
无可避免，有很多事务上头的交代功夫，要跟麦浩铃接触。
她并不打算随父母定居非洲，适意转手后，她的出路如何，我没有兴趣打探。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见面，跟她言语上起了冲突，彼此心里头多少会有嫌隙。
这是女人的小家子气表现吧？行走江湖的日子尚浅，大慨未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化境，也是值得原谅的。
事实摆在面前，麦浩铃的合作态度很差强人意。
每次跟她坐在办公室内讨论旅行社的运作情况，她总是对我提出的问题，有抗拒性。
例如我问她：
“对于导游的回佣问题，以前有一个定下来的制度吗？”
麦浩铃就答：
“以前是以前的事呢，你们现今接手，可以完全自立制度，谁能管得了。”
这种算不算答案呢？
我又问：
“我们跟东南亚的酒店关系如何？”
“有生意来往时，当然好的，都是那条到处杨梅一样花的道理。”
我都没好气跟她纠缠下去，我怀疑她对手上的生意根本关心不足，以致很多事都不知就里。干脆自己亲力亲为，接触实际工作的职员，集合了各人的意见与情况，自己再列出各要点来，细心研究。
适意的生意额显然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我从廖海慧那儿得到了一些其他成功旅行社的资料，发觉同一职员人数，人家能包揽的业务就比我多许多。
这现象显示，即使每月帐面上有些少盈余，也不等于尽了全力，以同样的人力物力支出，肯定能容纳更多的生意。
又或者目前的员工，在质索上有问题，才不能发挥最高的工作效能。
在章氏，我们的士气是绝对高昂的，每一个职员的工作量都无懈可击。这是章德鉴立的榜样，在一人公司期间，我们二人合起来处理的业务，根本上可以分开五个人来做。
勤奋搏杀是章氏的门风，无人踏进我们的门口来加盟，而生例外。
当然，章德鉴并不待薄职员。一直以来，我所得的薪酬递升都比较大机构的制度更为宽松慷慨。
这种多劳多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惯例，行之经年，证实是皆大欢喜。
连工厂里头的工人都日夜盼望生意兴隆，以能多一点超时工作的机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哪一些打工仔不希望以劳力多赚几文钱？尤其是年轻人，手上有的资产也不过是时间青春，如何不好好应用去。
故而，我非但不打算增人手，且在留意旧职员之中，谁个散漫怠惰的，先行劝告，再不长进，格杀勿论。
在生意额方面，我不断寻找出路，利用着章氏年来的关系，接了一些工厂及银行职员年中度假外游的生意来做。
如此一来，现有的人手就比以前忙碌得多，或者说是辛苦得多。
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回到办公室去，方婉如竟面青唇白地给我报告，适意旅行社有三分之一的员工要离职，全递上了辞职信。
骤听之下，不无心惊胆战。
掉了三分之一的人手，非同小可，且此举绝对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士气一经打击，可能立即作鸟兽散，流传坊间，当然影响客户信心。
随即我叫自己冷静应付。要人急智生，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先坐下来，拆阅那一人叠的辞职信，措辞一式一样，只是签名有异而已，可见是联合的一致行动。
我先看看辞职员工是否属于同一个部门，发觉都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这使我放下了一半的心。
即使他们一下子离去，都不会使工作的环节衔接发生问题，只需要留职的人肯共赴艰难便可：
其次，我留意到各个辞职人士之中，只有一位是属于部门主管，是专职酒店联络事务的蔡芷琼，她是麦浩铃的好朋友。
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有可能是她搞的鬼。
理由很简单，其一，各个辞职的员工都不是高级职员，不见得能起一呼百应的推动作用。搅这种政治行动，必须有地位较高的人为首，推波助澜，始会成事。
其二是在麦氏时代的适意，行政架构极之涣散，麦浩铃名义上是总经理，偏由于偏袒蔡芷琼，这位小姐的身份与架势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直至章氏接管了，情况当然有异。蔡芷琼非但不能如前的作威作福，而且在最近一次处理酒店业务上，犯了疏忽及才智不足的毛病，被我看在眼内，很实在地打击掉她的威风。
事情发生于一个星马泰的旅行团上头。领队在抵达曼谷之后，摇电话回香港写字楼来哭诉，说原订的一家酒店，只能让适意的团友住一天，翌日就得将他们迁徙到别家级数较差的酒店去，团友们当然有微言，齐齐催那领队想办法。
叫她有什么办法好想呢？跟酒店经理几番交涉仍不得要领，便只好越洋问上司的意见。
那蔡芷琼非但不给领队想办法，还狠狠地把对方训斥一顿，说：
“有什么大不了，又不是没有酒店给团友住。很多旅行团到了目的地，没得入住酒店，要在大堂守候一晚，岂非更惨。我们收的费用，并没有指定非住一流酒店不可。”
她的这番说话，很不幸地被我听到了。
真是大错特错。
别家旅行社水准三流，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供二流的服务。如果做生意不抱有一流的成绩，绝对是决策方针的严重失算。
收了客户的钱，就以为可以轻率交货，无疑自绝后路，将来的口碑，所发挥的作用比目前手上的盈利更重要。
我尤其不喜欢当下属有疑难求助时，身为上司的不由分说就骂得人家狗血淋头，怎能服众？更不必指望下属日后会把工作困难提出来有商有量，得过且过便算数！
我也不好在众人面前数落地，只接通了电话，把情况问得一清二楚。
六＇梁凤仪＇
原来的酒店也有难处，只为刚有一个国际会议在酒店举行，应该在昨天就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却有一半留下来观光数天，于是房间的分配失控。
我想了想，立即拨电话问廖海慧，看她有没有相熟朋友在泰国那间酒店工作，海慧跟酒店的营业经理相认识，连忙把名字给我。
对方是泰国人，英文名叫珍妮，跟海慧一同参加过多个国际酒店学会议，因而熟络。我把电话接通之后，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且说：
“适意旅行社是你们酒店的老主顾，且就在这几个月内增加了不少生意额，又是从来不欠数的一个客户。能有这种成绩，全仗坚持对团友的服务水准。你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理？你们酒店若珍惜有实力的客户，则更明白我们为何如此紧张，怕得失团友了！”
看上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