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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幺能知道以无事能取得天下太平呢？就由以下根据才知道：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君王施政，令繁则奸出，禁多则民困。禁令繁多，必妨民事，使民不能尽其生发。民不能尽其生发，如束手足必然贫困，无法自拔。
“利器”者，指圣人以自我德行、智能遵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总国家之纲纪，持权柄治国理民。《庄子》曰：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他是说，圣人的德行、智能，只可内含自修，使民潜移默化，而不可昭昭炫露。如彰示于人，那不仁者必窃之，致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导致国家昏乱。
国民最宜同处在浑厚朴实的淳风之中。器械者，是民在生息中之所必需。《周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盖取诸益；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由此可知，从古到今，器械按民之所需而出于自然。因机智出，技巧生，非正常而并没有实用价值的古怪奇物随之滋生，民必弃常而务技巧，滥用资力。此谓“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教民内修道德，外行仁义，知天理之当然，晓人伦之常规，举止皆符于天理人情。故《论语？为政》中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民如慎修之德于内，谨行仁义于外，根本不会违法乱纪。相反，人如内心失去道德，外无仁义之行，他就不怕犯法，法令愈严，相应盗贼愈多。此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以，体现自然之道的圣人，取法天地生长万物的自然无为之德，不背理循私，而事事顺乎天理，应乎人心，不作不为以感天下之众。因此，天下之民众皆安居乐业而自化。此谓“我无为而民自化”。人君戒除贪欲之心，不好事，不妄为，不求荣贵，不劳民力，不妨民事。民能尽力耕而食，织而衣，乐其俗，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丰衣足食。此谓“我无事而民自富”。能取法自然无为之道的清静体性，虚心恬淡，自然而然，事事物物必顺其条理，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各有所适。鸟不教而自在空中飞；兽不驯而自在山上跑；鱼不学而自在水中游；人自然父慈子孝，君正臣忠。此谓“我好静而民自正”。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治国者，应以自然、宽宏、没有高下、贵贱、贤愚、荣辱分别之心，体天地无不覆载的自然好生之德，国民自然会得到妥善的治理。王弼曰：“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 无政可举，闷闷然卒于大治。”此谓“其政闷闷”。民不知不觉各得其宜，各有所适，上下彼此不争不竞，而生活在淳朴厚实的浑化之中。又如王弼注曰：“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此谓“其民淳淳”。失去好生之德，政令烦苛，事事明察，物物检点，荣辱不共，贵贱有殊，“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此谓“其政察察”。而人民始感彼此有别，上下相隔，缺缺不足。此谓“其民缺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宇宙间的品物万类，虽然复杂万端，其造化之机及运化规律，莫不过对立统一而巳。
“祸”，是难、凶害、灾殃之类。“福”是吉、荣贵、昌达之类。无论那一类事物，它的变化规律是向相反的方向转移。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夏至后必移于冬，冬至后向于夏， 周而复始，无有休止。人类亦是此理：人在贫穷时，与人相处态度谦恭，在事业方面向上奋发，其结果，人必辅助，事业必成功。贫穷虽是祸，可它无形中相携着福。人若富贵，为人处事易横蛮骄傲，对事业易轻率为之，久而久之，人必厌恶，而事业必败。富贵虽是福，可它无形中隐含着祸。故《老子》第九章中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孟子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亦与此意相通。社会变迁，仍遵循这一规律：犹如水向东流，一浪赶一浪，兴了又向衰的一方转化，衰了又隐含着兴的因素。每个朝代在刚兴盛时期，必内修道德，外施仁政，处处以国事生民为重，政通人和，事事得宜。待至日久，以得民富国强，执政者贪求享乐，以荣贵执权，骄肆于民，于是引起了人民的反抗，酿成天下大乱。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即是此意。
“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间一切事物就这样成败交替，阴阳相易，祸福相倚。这种转化，或正或奇，或善或妖，是没有定向的。正可以转化为奇；善可以转化为妖。常人对这种转化原因，久已迷惑。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明了事物转化规律的圣人，明知品德端方，心性清廉，处事正直，智能聪明，是善、是奸、是福，却不以端方、清廉、正直、聪明炫示于外，强加于人。圣人的品德虽然端方，却不以端方妨害于人；虽然心底清廉，却不以清廉刿伤于人；处事正直，却不以正直撞击于人；智能聪明，却不以聪明炫耀于人。这正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与万物“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的长生久视之道。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
“啬”：俭约。
教天下之民，遵循人伦的自然常情，六亲和睦，长幼有序，上下慈孝，朋友有信，夫倡妇随，勤躬耕织，以求衣食。使民各遂其生，互不交争，安然相处，此为治人之义。虔诚谨俨，遵循天理，存心养性，不敢有丝毫伤天害理之心，是为事奉上天之义。常人以为治民和奉天是两回事，其实不然，无论是治民或奉天均须以“啬”。“啬”，是收敛神气，俭约情欲，不敢见景忘真，肆意妄为。“治人事天”，莫过于此。
夫若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
“服”有注为身心佩服。须臾不离谓之“服”。常人行事，临渴掘井，遇寒制衣，所以事事被动。“治人事天”，虽以遵循天理，纯全本性，收敛神气，虔心真诚。但最起码的，是预先身心佩服，向往须臾不离，行持不辍。只有这样才会治人必灵，事天必应，预先身心佩服。久而行之，自然全其天地之大德。深积厚养天地之大德，不但能“治人事天”，而且可做到无所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母”，是根本。
积德深厚，不但可以做到无所不克，而且莫知其限量，重积德之妙用，不知其限量，而天下国家无有不在道德浑化之中。由此可知，治国之本，是深积无有限量的浑厚之德。如具备无有限量的浑厚之德，必可长治久安，根深蒂固，任何力量也拔不掉，解不脱。
此章经义是说，无论治理国民或事奉上天，事先均须心地纯一，真诚不妄，素养重积浑厚之德，以此为本，则民无不顺，事无不理，国无不治，并能稳固长久。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小鲜”：小鱼。
常言道：善于烹调者，可以治国。大国民众，风俗有殊，三教九流，其旨各异。若一一检点，必难办到。有道之君，欲治者，不论大小，均以投之于釜，掌握好火候。不轻举妄动，而能一心一意，文烹武炼，使火候不过、不及。先后缓急得宜，则鱼虽熟，其形大小自然齐全，不会搅烂。治国者，如不知此道，恣情纵欲，妄用机智，其政察察，法令滋彰。犹如烹鱼之在釜，不慎火候，胡乱搅动，鱼肉不待熟而溃散，愈搅愈混，愈治愈乱。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犬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莅”，当临解。“鬼”：不务正业，祸国殃民的愚顽之徒。“神”：神通。
天地间一切事物由道生、德蓄。故万类无不尊道而贵德。圣君以清静、虚无妙道、天地好生之德临天下，治国理民，不但贤仁君子能尽其力，辅国安民。而且那些愚顽刁民，不会兴妖作怪，玩弄神通，并非那些刁顽者没有神通可耍，而是他的神通反于国民效力。其因何由？是因为有道可以一正压百邪。若圣人以道莅天下，视百姓如手足，爱万民若骨肉，对生灵不怀伤害之心，那些刁顽者，在圣德感化之下，便不会胡作非为，扰国乱民，圣君体天地好生之德，亦不伤害国民，两者均不伤民，其道同德合，同归于大顺。所谓“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即是此意。
此章是说，以道莅天下，仁者，不仁者，智者，愚顽者，正者，邪恶者，在圣德的感化下，其德互为交归，互不相伤，同为国民效力。
《道 德 经 释 义》（61—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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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大乱，每因大国恃其强盛，欲吞并四海，独霸一统，扩张国土，有本钱凌辱小国，以致兴兵动战，万民遭殃。欲得天下太平，首先大国、强国要主动安守本分，取法水性，去高就下，虚心谦让。能以此交于天下，天下的国家必来投归而相处。
“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
“牝”，阴性，主静。“牡”，阳性，主动。
阴阳相交，阴性主静，阳性主动，牝必能制胜于牡。这是天地阴阳相交的自然之理。
“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既知阴以静取胜，那么大国就应效其阴静处下之道。所以，大国以谦让居下而交于小国，犹如牝以静定胜于牡动，是以不劳而自益，不战而自胜，天下小国近悦而远谊，必四海宾服，如水东流而自归于江海。小国本没有威胁大国的力量，亦应安分守己，谦虚谨慎，安其小而从其大。本着真诚之心，以静处下，必能取得大国的抚爱和庇佑。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所以，或因效牝静虚心自下，取得小国投归拥戴，或以安分居下而取大国的容纳庇佑，总之，有两个愿望：大国的目的不过是欲想小国都来归顺宾服；小国的目的不过是想不受大国、 强国的侮辱欺凌，国土得以完整，百姓得以安宁，不被抛弃而已。
“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如果大小国效法牝静，虚心谦下，定能达到两者的愿望。但最适宜的是大国首先虚心谦下，对小国抚之恩德，视天下如一家，大小同等。天下安危，主要由大国决定。
第六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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