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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我急了。不是应该相信群众吗？干嘛这么害怕群众？终于吵得地覆天翻，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满嘴脏话，被秘书大人用力推出了办公室，说怎么可以这样和领导说话？一走进大办公室我又和他吵了起来。旁边的几位干部也都跟着帮腔说我不对，他们一再说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少说别人，你们说有什么问题？都不说了，还是那位秘书更坦诚些，他说：“我认为没问题，可我说了没用，你最好去找×领导，在局里闹，一点儿用都没有！”那就找吧！此时《一个和八个》的主创人员全都没有了发言权，我去找×领导，他们只能无奈地在楼下坐在车里等消息。我是软硬钉子碰了一轮，走投无路只好又来求陈荒煤。
荒煤同志身体很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十分惭愧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经过，他显得很疲惫，阴沉着脸听完了我的汇报，两眼始终低垂着看着盖在他腿上的夹被。我知道我们使他陷入了非常被动、非常尴尬、非常为难的境地。沉吟半晌，他才喃喃地说：“宝昌，我告诉你，现在这部片子不修改是绝对通不过的。”还能说什么呢？真是对不起荒煤同志啊！我只好说请局里给个意见吧，一二三四五……全写清楚，只要这样改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回去改。
一个星期以后文件下来了，那些意见真是惨不忍睹啊，艺谋等人拿着意见灰溜溜地回了南宁。改吧！改好以后再次送审，顺利通过，应影协之约又放了一场，场内寥寥无几的也就坐了二三十人，都看得垂头丧气。一放完罗艺军便指着我大叫：“改得这叫什么？简直是化神奇为腐朽！”骂谁呢？又不是我们要改，“宁可封杀也不改！”说得轻巧，厂里投了几十万元，不收回成本厂里职工还不把艺谋等人吃喽？那也是一群老虎啊！一个电影人，其实就是坐在虎山上。
第七节
五年以后“广西”厂新来的厂长决心再搏一下，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参赛，终于获奖。
我自己筹备已久的影片《雾界》要开拍了。分完镜头以后，我把张艺谋、何群、肖风请上了我的外景地“大明山”，并叫我的摄影师与艺谋同住，以便早晚请教。我把我分的一百六十八个镜头画了一百六十八张图，每天与三位一起切磋、研究，受益匪浅。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三课。他们又和我一起采外景，满山乱跑。我要选个入山口，看了多处都不满意，后来终于选定了一个，张艺谋说这地方不错。
从阳光明媚的山外跟着人慢慢摇进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可惜前边儿这棵树挡了来路，而且避不开，除非把这棵树砍喽，那就豁亮了。是啊，那倒是豁亮了，砍树？犯法！抓住了得进班房。艺谋说不能砍那这个景就放弃吧。
最后也没选到比这儿更合适的，那就砍吧！深夜，我带了组里一帮“土匪”摸到山口，这个时间看林子的人员绝上不来的。好家伙，那棵树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砍！乱斧齐下，足足弄了俩钟头，树倒了，我们合力将它推下悬崖。为了毁灭罪证，又挖土铲草皮将地上裸露的树桩埋好，我边埋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了！”为了艺术您就牺牲一把吧，这都是张艺谋的主意！”
《雾界》刚一开拍，“广西”厂又来了一位“牛犊子”——陈凯歌，他自己带了一个本子，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黄土地》。可他与厂签约要拍的是另一个本子，他要毁约换本子，而且指名要张艺谋合作摄影，而厂里已经决定叫艺谋上另一部片子了。厂里如何能够答应？凯歌拿着一封陈怀恺老师的信来找我了。这给了我多大面子！
为了达到目的使《黄土地》上马，可以这样说吧，我与凯歌耍了无数“狡猾的阴谋”、“卑鄙的伎俩”、“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凯歌说我是“教父”，其实我就是个“教唆犯”。无数的记者（包括港、台）都向我追问过这段经历，但由于牵涉到很多好人和小人、受骗者和得益者，所以只能是无可奉告——现在依然无可奉告，给人留点面子。只是受益者至今不知如何受的益。
《黄土地》上马了，“牛犊子”们去了陕北外景地，我则又上了“大明山”。本又以为万事大吉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土地》下马，摄制组被连夜从陕北召回。我闻讯大惊，忙停了《雾界》的拍摄匆匆下山赶回厂里。各种人都在表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是由于“面子”问题，此事依然无可奉告。最后《黄土地》重新上马，凯歌胜利了！他们重回陕北，我又返回“大明山”。
第八节
越是“无可奉告”吧，媒体就越是关注，越是好奇，越是刨根问底，想弄个爆炸性新闻抢个头版头条或红字标题。每次采访都弄得我很狼狈。不管我们使用了什么手段、何等伎俩，我们不是坏人，没做坏事，堂堂正正地想干成一件事——干一件自己想干又于己有利、于中国电影有利、于国有利的好事。电影界太复杂，你想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去干，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累不累？真累！可别无选择。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凯歌、艺谋都选择了铁锤，所以成功！这种选择都使他们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的《雾界》完成以后来京送审，未被通过。我太知道个中原因了。自《一个和八个》吵翻以后，我决心不再进电影局的门。去干什么？早已没有了“回娘家”的亲切感。
应影界同仁之要求，《雾界》在西山开了一个研讨会，朋友们给了很多鼓励。会上我特别向与会者宣布，“广西”厂又将有一部惊世骇俗之作问世，那就是《黄土地》。朋友们起哄说我又在吹牛，在给“广西”厂做广告。我不是瞎吹牛，早在《黄土地》的剧本阶段我就嗅出了它不同凡响的独特气质，我向厂领导说此本若拍，必在世界上拿奖，国内更不用说。
厂领导也认为本子不错，但没那么邪乎，说我是为了推上马的夸大之词，说我吹牛。那是我从影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本子，没必要吹牛。我当时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男主人公回部队述职一场太实，与整个的风格不统一。后来凯歌改了，而且改得十分精彩。我回厂以后，《黄土地》后期制作已快完成，凯歌请我去录音棚看片。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四课。
我的感受不再赘述，无数有关《黄土地》的评论都已说尽，任人皆知。说一点儿外人不知的。看完片子以后凯歌叫我稍候，他提来了一个大收录机。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他叫放映员把“安塞腰鼓”一场再重放一遍。画面刚一出现，他立即按动收录机的按键，传出了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声。我惊呆了。
放完以后，凯歌问我的感受，我无言以对，却引起了我深深地思考：那强烈的反差，完全对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声画对位……我想，无论是土得掉渣儿的乡下腰鼓，还是洋得不行的城市迪斯科，他们在人性的勃发、个性的张扬、肉体的解放、心灵的碰撞上都是相通的。
影片渗透了凯歌超前的意识和对现实的关照，具有非同一般的美学内涵。《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没有瞎吹牛。
《雾界》被封杀，我心灰意冷，决定离开电影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要去深圳电视台了，电视比电影要宽松些吧！临行前艺谋、凯歌希望我把他们要拍的《大阅兵》定下来。由于有了《黄土地》的成功，《大阅兵》很快上马了。我则不辞而别，潜入了深圳，不管厂里怎样劝说，我誓死不回头了。一年以后，艺谋去了西安，凯歌回了北影，何群则流窜到广州，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广西”厂从此落寞。
第九节
到深圳以后才感到这里几乎是文化沙漠，过日子、做生意还行，搞艺术实在是难于施展，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我精心制作的电视剧《椭圆形轨迹》被封杀，而且说不但现在不能播，永远不能播！我感到势单力孤，没有一帮高水准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不了好作品。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将摄影大师侯咏调来了深圳。第一部片，去山西合作拍摄电视剧《雪泥鸿爪》，并请了现在已是著名导演的霍建启任美工师，开始了我与“五代”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个剧的拍摄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五课。许多模糊的电影观念，或者是理论上弄明白了实践上依然模糊的观念，通过这次合作清晰了。
八十年代中期影视界重点研究的是“空间”问题。周传基教授看过《雾界》后曾大为赞赏，我请教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沉吟一下说“空间、空间、还是空间。”通过这次与侯咏的合作我才真正明白了导演该怎样去组织自己的影视空间。此片拍得很艰苦，完成以后侯咏十分满意。又未获通过。
我与侯咏又合作了第二部电视剧《特区移民》，我多年追求的画面终于在侯老师手下出现了。当时深圳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积累资金，我只好又转回电影，与侯咏合作拍了《她选择谋杀》和《联手警探》两部娱乐片，着实赚了一笔钱，且给厂里拿了奖，总算对得起领导和深圳。我不想在深圳混下去了，一九九0年始周游四海，闯荡江湖，成了“独立大队”。
一九九二年侯咏与田壮壮合作拍影片《蓝风筝》，由于我与侯咏合作多部，他知道我会演戏，便突发奇想，约我去该片中演一个“文革”时期受迫害的老干部，女主角由吕丽萍扮演，我演她的第三任丈夫，前两任是濮存昕和李雪健。两个特大腕儿横在我的前面，这不要我的核儿钱吗！我问壮壮不担心吗？他十分坚定地说不担心。其实壮壮对我了解并不多，我们长期以来只是“搓麻”的交往，他与艺谋、何群等人还不一样。
艺谋、何群他们在广西经常到我家蹭饭，我做得一手好菜，因此才有后来艺谋说的：“一流厨师，二流导演”，这本是赞颂我的厨艺之话。壮壮来我家，因以“搓麻”为主，吃饭则以简单为好，每次都是炸酱面，不做菜。当然我的炸酱面堪称一绝，为影视同仁交口称赞。壮壮每吃必两大碗，他吃面必就大蒜。有一次大蒜没了，他不干，叫制片主任下去买。我说菜市场都关门了，大概买不到。他说制片主任没那么傻，连头蒜都弄不来还当什么主任！偏偏主任一脸无奈地空手而回，被壮壮臭挖苦了一顿，说你没那么傻吧，楼下那么多饭馆儿，你不会去要两头！主任只好又下楼去要了几头蒜上来，壮壮这顿炸酱面才算是吃舒坦了。
第十节
这次我以演员的身份与壮壮合作，自然受益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六课。他的感觉，他准确的阐释，对表演的理解，细腻的处理，精准的判断，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戏演完了，壮壮和侯咏满意之极，给了我不菲的酬金，吕丽萍也夸赞我说比专业演员还专业。此片未获公映，我的光辉形象终未能与观众见面，但同行中对我的表演颇多赞誉。
一天夜里快十二点了，张艺谋忽来电话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