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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书拉回家我又傻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现在只住七平方米一间小屋。床上、床下、柜顶墙边都堆满了书也不过只放了十分之一。看着小山一样的书，我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了发愁了。只好去求亲戚朋友，每家存一部分，再将一大部分托运回广西。忙了几天才安顿好，我又依次整理了一下书籍，居然有一捆是我的书：那是《诗经》、《楚辞》、《石头记》、《文心雕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历代文选》、《洪深文集》等等四十本。我燃起希望，又挨家挨户逐捆逐捆地找我的书，再无所获。我再奔国子监，迎头一瓢冷水，大殿早已空空。
回到广西南宁家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又是书满为患，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些书都不是我需要的，我还幻想着万一他们找到了我的书，我好拿这些书去换。半年，我的朋友们不耐烦了，叫我丢掉幻想，准备卖书！因为朋友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北京传来消息，我妈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再忍受书的“压迫”，已由我母亲做主全都当烂纸卖了。落实政策遥遥无期，我妈妈生活拮据，正好用卖废纸的钱补贴柴米油盐、青菜萝卜。我的朋友说了一句：“郭宝昌，你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书贩子的状态！”于是领来书店收购旧书的人，一部分折价收购，大部分卖了烂纸，所留不到百本，我书香满室的美梦再次彻底破灭！
以后新书逐渐发行了，我买不起，借的债还还不清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提了工资，才节衣缩食地买几本书回来。九十年代后，才放手买书，现在，我又有几千册书了。然而这十几年的书劫，每当思及却仍耿耿于怀！
第三节 书节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书市，大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直把书市当做书的节日，也是读书人的节日。
每逢书市，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书商都要亮相，摆出自己看家的好戏，各有特色，争奇斗艳，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读书人的乐园。你可以站在书摊前，和摊主聊聊出版业的近况；你可以和不相识的书友谈谈近日又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书；你也可以揣两个面包，拿瓶矿泉水穿来穿去尽情浏览，即使一本书不买，溜达上一天，那也痛快、过瘾，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情趣，一种特殊的氛围。
书市不同于书店，犹如现在的“超市”一般，进去一趟，什么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衣服鞋袜，以至倭瓜茄子全可以买到，省却了东奔西跑。我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一年到头流窜于大江南北，偶尔在京赶上一次书市也不容易，但只要我赶上，我是必到书市走一遭的，过节嘛。
可近两年逛书市，却感到味儿有点儿变了。
那年的书市在地坛。吃完早点，我兴冲冲地奔向书市，还没走进书市便听到了里面的一片吆喝声：
“快来买！快来买！十块钱三本，便宜啦便宜啦！……”
“瞧一瞧！看一看！二十块钱买一套！……”
“贱卖了嘿！全部四折！……”
我以为走错了门儿，是不是到了农贸市场，进去一看，没错，书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完全像卖西红柿和烂菠菜的，这是怎么了？我的兴致立即化为乌有。无可否认，市场上流通的书是商品，书上有标价，你总要付人纸张、印刷、市场流通的钱嘛，可买回来的是知识。书是什么？是写书人情感的抒发，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成。他想向读书人说点什么，或者根本不想说点什么，只是抒发了，读书人却从中有了共同的感知，甚至理解了他的价值，于是有了沟通，它跨越时间、跨越国界，它是永恒的。于是买书，卖书，读书，藏书变得神圣起来，这和卖西红柿、烂菠菜完全是两回事。我惊讶地望着吆喝叫卖的摊主竟不敢靠前，我没有闻到书香只嗅到“铜臭”，太恐怖了！而且所有的书摊都大同小异毫无特色。
我深深地感到了出版业的萧条与艰难，摆出的书大多是沉积库底多年滞销的老古董。书价折得可怜，我怀疑是赔本儿赚吆喝，而且这些同样的古董几乎占据了一半书摊的显眼位置。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擦着不住流下的汗水，我眼前立即幻化出国子监那四条大汉，按年龄推算，我又怀疑这些摊主是那四条大汉的后代。
话又说回来，和那四条大汉一样，这些吆喝者也是没错儿的，他只管将书抛出，将钱收回，或许卖多了有提成或奖金，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至于书是否香，是否神圣，是否抒发了情感还是有无沟通，关他鸟事！我被摊主们认出来了，于是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呐喊着“十块钱三本儿”，我若买的话还可以便宜些。又是一个哭笑不得，我说我并不在乎书价高低，我需要的书再贵我也买，我不需要的书你按烂纸价称给我，我也不要。摊主们立即向我推荐别的书，大部分是“厕上文学”和“垃圾文学”，假如也能叫文学的话。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荐“性”文学系列。这本也没什么，可那种诡秘，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又使我想起了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李先生，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书摊、一个书市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书市要这样延续下去，我想，我不会再光顾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书劫”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真正的书的节日呢？我们的恋书情结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次书市我只买了一套《太平广记》，只花了三十元，我怎么算也觉得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嘛！
第三部分 相识“第五代”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第一节
我与“第五代”导演，一九八二年以前并不相识。一九八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第二节
我真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一九八二年在厂里看他们拍的毕业作《红象》。几个画面一出来我就傻了，中国怎么出这东西了，这是一帮什么人拍的？凭我当导演的直觉和敏感，我知道一批新人起来了。片后的字幕中就是这批精英的名字，而且这批精英恰恰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这帮狂放不羁、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事业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艰难地起步。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大师兄嘛，大概觉得我还不属“老朽无能”那一类。何群说：“看完了《神女峰》，别的公安片没法儿看了，您都拍到头儿了。”直到何群当了导演，拍完第一部片子见到我才万般感慨地说：“我×，以后不管什么导演拍出什么烂片子我也不哄了；谁要再哄，我×他妈！现在当导演也太难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倒不以为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一种精神，哄一哄有何不可？有何不好？要叫那些固步自封、自鸣得意、观念陈旧、不思进取的导演感受一下羞耻——知耻近乎勇啊！
入厂以后他们按规矩每人都要跟两部影片做副手，然后才可独立工作。他们都跟了片。其实他们早就有了独立拍片的能力，但在中国不行，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这帮小子一能独立，立即要求成立青年摄制组，选定的第一个剧本便是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这叫我吃惊。这个本子厂里最早交给我，希望我拍。我看了本子，当然好！可那是什么时候，刚打倒“四人帮”五六年，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伤痕”一类的文艺作品正在受到非议；我也刚摘了反革命的帽子三年。
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锻炼了我灵敏的政治嗅觉，现在拍一个土匪抗日的片子不是找死吗？我劝厂领导放弃，这个本子就搁下了。这帮不怕死的牛犊子要拍，正中厂领导之下怀，不顾我的一再告诫决定上马，更要命的是对这帮年轻人不放心，要我做“艺术指导”。我拒绝。
这帮小子登门找我来了，说我不挂名青年组就不成立。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挂吧，但我声明“我指导不了你们，挂名只为了你们上马，一旦拍完我立即撤退，字幕上也绝不挂名”。艺谋说：“这都是后话，到时候再说吧。”我知道我真指导不了他们，有《红象》在先，已经够我学习一阵子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