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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来，非常漂亮，到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下，好像找什么人没有找到，便走到一边慢慢踱起步来。我知道外国人都非常懂礼貌，戏已开演绝不会中途进场，肯定是等中途休息再进去了。她肯定有票，但没有敢上前问。我也无聊地在边上踱来踱去。旁边的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便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有点儿模样，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穿一件进口的日本风衣，蛮帅，也不时地回头望一眼女郎，打住——只是友好地望一望，绝无别的意思。
第四节
上半场结束了，剧场门开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等退票的只剩了四五十人，只见一人手持一张戏票走出，人们立即围上去，那人却向外国女郎招招手。女郎走过去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显然那人是翻译，大概是她不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抢票，我还远远地站在圈儿外，只见女郎突然回身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走上前，她向翻译示意把票给我，那翻译惊愣地望着我把票递给我，我连忙道谢，女郎摇摇手微笑着走了。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嫉妒地、惊诧地望着我。我一回头看见了那个东北人，他正企盼地看着我，两只眼瞪得跟灯泡似的，我立即把票给他说：“你进去吧，别看一眼，十眼八眼都行，看够了本儿再出来，这戏我看过。”只见他接过票，登时热泪滚滚，一下子跪了下去喊道：“恩人呐！”弄得我心里酸酸的，忙拉起他叫他进去了。这一动作使在场人无不感动，本来乱哄哄的，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大家忙四下张望。吉祥戏院里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顶上有个很小的窗户，很高。只见那位东北人趴在小窗口向我招手，我忙走过去，他把手里的票扔了下来，人又消失了。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我忙走进去，他从厕所中出来又道谢，我说你没票往哪儿坐？他说剧场后面、走廊两旁都站满了人，都没票，叫我不用管他。
戏又开演了，我的座位在楼上一排正中间，真是好座儿啊！周围坐的全是外国人，那位翻译就坐在我旁边，他仍满腹狐疑地望着我问：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她为什么把票给你？”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
“你是干什么的？”
“戏迷！”我十分自豪地说。
演戏中间，我看见旁边的外国人都不时低声问翻译什么，大概他不懂，总是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他突然扭头向我问：“嘿，戏迷，上边儿唱的是什么？”我立即解答，他便扭头向外国人翻译，我索性把演员的表演动作、唱腔板式、龙套的调度、锣鼓的象征含意一一讲给他听，他便不停地翻译，直到终场。翻译高兴了，他说“你肯定是唱戏的，你把我救了”，周围的外国人也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得意最好玩儿的一次。假如我从家里拿一张票或跟着马先生走进剧场，那还有什么乐儿？你说什么程度——到了这种程度那才叫真正的戏迷！其乐无穷啊！
每天早上上学前头一件事是先看刚来的报纸，如无什么可看的戏则骑车上学，若有好戏，对不起，蹬车买票去了。有时碰到先后两天的戏都在同一天卖票，那就难了。有一次正赶上首都剧场是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的《唐·吉诃德》，而人民剧场则是俞振飞、言慧珠的《奇双会》，上哪儿？夜里十二点我先奔了人民剧场，已是人头攒动，排了一会儿队心里不踏实，终于当场五元钱雇了一个人帮我买，我又蹬车去了百货大楼。真奇怪，在首都剧场演却在百货大楼卖票。到了王府井已是夜里两点，队已经排得很长。第二天中午总算买到了，这样，两边儿都没耽误。
第五节
最惊险和好玩儿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一个不落地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那还了得，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出事。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哥们儿急得直尥蹦儿。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约有二十人吧，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儿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儿分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看准了地方，立即分头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跑不出这十个剧场。至少我们有一个人先守在那儿了，就好做手脚了。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
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吧，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我拿个本子逐个儿写上姓名，而且每隔十人便留一个空号，以备我们再有人来，没人来也可以重复买票，买得多就可以拿两张次票换一张好座位的票。每半小时点一次名，一次不到则除名。我只管前一百名，后边的人让别人张罗去了。上午十点来了很多警察，站成两排把买票的人夹在中间。十二点卖票了，一反惯例，不许挑座，每人两张，把钱扔进去，两张票扔出来，走人！
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那真是威风啊，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有倒黑票卖高价的，懂行的看准一个人捅一下，相跟着走到僻静处安全交易。有不懂行的，刚喊出俩字“谁要……”立即有七八十人拥上，如打群架一般乌烟瘴气，地覆天翻，最后根本不知道票上哪儿去了。等人散开，再看那卖票的，毛发直立，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衣衫破烂，还丢了一只鞋。这是我见到的最悲壮的抢退票场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儿，我拿两张票想换个前排的，居然谁都没有。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朱德、周恩来……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简直能开党代会了。
买票当然是乐儿，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还没走进剧场呢，先听见里边儿锣鼓响了，立即顺着尾巴根往上长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这一天又不白活了！听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在戏院里可以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看电影行吗？你叫“好”，演员也不知道啊。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好”字得叫得台上的角儿听得见。听戏的一听你叫“好”，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外行！喊的不是地方，观众会嘲笑你、瞪你。弄不好还得叉架。
第六节
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即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演刁德一的演员），有一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那天他也不知怎么了，是没睡好觉还是肥肉吃多了！嗓儿不灵。不管那一套，从出场的“碰头彩”起，一路给“好”，前边儿“一轮明月…”还凑合，中间儿“鸡鸣犬吠……”已是力不从心，等到了“父母冤仇……”时，已经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也叫“好”。前边隔两排还有一帮戏迷，早就忍不住了，不时地回头瞪我们。虽知理亏，却也不肯让步，那帮人忍无可忍终于大喊：“嘿！懂不懂戏嘿！”我们立即顶回去：“你懂！”那帮人说：“懂什么叫‘好’吗？”我们更来劲了，故意大叫“好！”那帮人愤怒已极大叫：“不懂戏的滚出去！”这真是找碴儿打架了，我们也大喊：“你滚出去！”剧场服务员忙跑过来制止，禁止喧哗！好多观众站起来往这边儿看，那帮人还不依不饶站起来说：“走！出去！”出去就出去！谁怕谁！两拨人走出剧场，两军对垒，开始推推搡搡。忽然又从里边跑出一个人大叫：“都是自己人，自己人！”经他介绍这才化险为夷，回到剧场马长礼戏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知道的人少，大戏还站不到中间儿。一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马、谭、张、裘的《龙凤呈祥》，长礼只演戏不多的诸葛亮。
在家吃完饭临出门儿前，我和我妈说我今儿坐头一排，您在家里听收音机吧，您能听见我叫好。果然，散戏回来，我妈说听见我喊了，“就数你嗓门儿大。”我很得意，我妈又问：“演诸葛亮的是个什么角儿，一出来那么多人喊‘好’？”我说是马长礼，我妈说这人没听说过呀？我说我们一帮哥们儿正捧他呢，他准红！
戏一演完，每次谢幕我们全体都要拥到台前不住地叫好，直到主角儿把头掭了才作罢。
有一次我们忽发奇想，要捧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绰号“小蘑菇”。那天是裘盛戎的《鱼藏剑》，谢幕时，头都掭了，我们开始齐声大叫：“汪本贞！你快出来！”“小蘑菇！你快出来！”这在京剧谢幕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汪先生早夹着胡琴走了，管事的又把他追了回来。他夹着胡琴神情惶惑地走出来，口中喃喃地说：“谁呀，这是？”我们雷鸣般地鼓掌叫“好！”
我们这帮人看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演员的崇拜是不可动摇的。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归来“贴”演《拾玉镯》（是在国外得了奖），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有三十多人，全在休息室聊天等候，前边儿的戏不看。叶先生出场，“射戟”一上，我们三十多人突然拥进场内，惹得观众都抻着脖子看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叶先生一出场，轰鸣般地叫“好”，此后是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下边的戏不看了，又惹得观众都看我们。倒不是对杜近芳有意见，对她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谁叫你把他划成右派呢！全体跑到剧场门口等叶先生卸了装出来。刚一露面，全体大喊：“叶先生好！”吓得叶盛兰低着头匆匆跑了。这就是戏迷！
第七节
我第一次听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听傻了！一连三天迷迷瞪瞪，吃饭、睡觉、骑车、上课，脑子里全是程先生的腔和旋律，方知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九五六年，程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一天没吃饭。我给程先生带了三天孝，一到学校同学们问我你们家谁死了，我说你们家才死人了呢！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程砚秋。又问程砚秋是我们家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夜里我妈端着饭碗说：“吃饭吧，宝，吃两口，程砚秋死了你干嘛不吃饭啊？”我心里堵得慌，吃得下去吗我？这就是戏迷！
崇拜一个演员，就是演员的缺点也不许别人说。有一次在民主剧场看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的《二进宫》，徐延昭唱“说什么……”时，谭先生站在一边没事，突然用拇指摁着鼻孔左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