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部分 何曾有家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二部分：书结·书劫·书节
书结书劫书节第一节 书结第二节 书劫第三节 书节
第三部分 相识“第五代”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第四部分 戏迷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五部分 宅门英雄谱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第六部分：劳改生活
第一节第二节 自杀第三节 他杀第四节 平反第五节 我自由了
第一部分 何曾有家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第一节
旧时称“某家”均冠以姓氏，如“张家”、“赵家”等等，然而我家很难冠以姓氏，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八十块钱卖的忒便宜了点儿，借钱赎回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二百块，而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年以后才知道。据我养母说，我两岁卖到吴家不知何故终日嚎啕，被吴家厌弃。当我三姨把我抱到郭家时见面就笑，指着电灯泡乐不可支，很有些“宿命”的色彩。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暂称养母姑妈，我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把我接到乐家，随后便母子相称，我却仍随母姓姓郭。时已解放，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我自幼在小学老师侯远帆的调教下一心想做话剧演员，这又被养母视做下九流的戏子。我厌恶商家，养母唾弃戏子，成了一个无法对话的家庭。尽管我变成了少爷，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成为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还可以看“飞飞飞”和套个圈儿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但好景不长。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直到我报考初中口试时仍向老师说我的爸爸是“八路”。
第二节
解放后，奶奶去世，我再问任何人，都无一人知道此事，在我心中升成疑团，而且我每问及亲朋好友不管是谁，都面呈惶恐之色。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只知道高大妈很穷，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姨奶奶（我三姨的婆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耳聋眼花，身体不好，成年偎在炕上，这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在家里没人理睬我，孤寂而又压抑，这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地满脸涨得通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三十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我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我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十年以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改由保姆的儿子或我母亲自己送去。三年以后“保密费”突然终止。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高大妈来了。高大妈和我母亲一见面，我母亲便述说生活之艰难、大宅门里之经济窘迫、开销之大年关不好过等等，于是高大妈几乎没说什么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宝，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说了一通她怎么难，我知道这是堵我的嘴。宝，你去跟你妈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我就借四十块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说，我等着，你知道高大妈疼你。”
第三节
我二话没说返身回屋向母亲陈述了她的话，母亲非常愤怒：早知道她来要钱的，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站着没动，母亲突然目光犀利地望着我问：“你说呢？”我说：“何必呢？她挺难的，那么大岁数开个口不容易！”母亲沉吟半晌终于拿出十块钱，“给她！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没有接这十块钱，我感到尴尬、难堪，我觉得拿这十块钱无法面对高大妈。
我突然转身从我的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里面是我攒的私房钱，大部分是崭新的硬币，约四十余元，我抱着小木箱往外走。“站住！”妈妈厉声喝住我，我回头分明又看到母亲眼中露出了少有的凶光：“你干什么？”“我给她还不行吗？”“你坐下。”
母亲两眼望着窗外出神，当时我完全蒙在鼓里，后来一切都明白了再回忆当时母亲的神情和心境，真是叫人心碎。母亲终于拿出四十元钱：“给她！下不为例！”我当时只觉得母亲不尽人情，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她老泪纵横不住地说：“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了……”我也不知为何竟涕泪纵横起来，此后与高家再无来往。我与母亲也有意避开高家之事不谈。
一九五九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儿说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我，于是我与母亲一起要了出租车来到天桥的这个大杂院。我当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我穿了一件非常名贵的狐皮大氅。大杂院轰动了，都跑出来看我们母子俩。
一进屋，姨奶奶正趴跪在炕上用扫炕笤帚扬场似地扫炕，从炕席上涌起一片灰尘，嘴里不住地喊着：“宝啊！快来！我们家还没你们家的茅房干净呢！”我有洁癖，一见灰尘立即捂着鼻子站到门口。高大妈埋怨着：“别扫了，暴土狼烟的干什么！”姨奶奶扔了笤帚伸出两手在空中乱抓，我才发现老人家已双目失明，我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走始终没有放开。我已感觉不到童年时的温馨，我浑身不自在，我觉得我的大衣上沾了灰尘，我闻到满屋子都是劣等烟草的气息。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忽然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冷漠和仇视，那眼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母亲心领神会，起身说该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一样死命抱住我：“走？别走！我再见不着你了吧！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啊！死以前就见你这一回了吧，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这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第四节
一九六四年元旦刚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终于把我卷了进去。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份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我母亲的痛苦和感受，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向我母亲发难。十二点一到先向母亲叩头辞岁，母亲给了我个红包儿，这是“压岁钱”。我不敢正视我的母亲，我难以开口，最后鼓足了勇气问我母亲：“我亲生的父母、我家的亲人还在吗？”我母亲着实惊呆了，两眼发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发现母亲很快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再跟你说。”我是下午才从劳改农场赶回来，拿了个理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