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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没错，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兴平元年（公元194），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事影响极其恶劣，荀彧就批评了曹操，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反正，自徐州事件后，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品三国》186页）
看，易中天以曹操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了。但他的辩护词，本院经过研究之后，还是未予采信。为什么呢？
第一． 易中天不得不承认曹操干过屠城的事。证据呢，是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资料引自《三国志·武帝纪》，因为是曹操的本传，所以对他的屠城之事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用“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一带而过。而《三国志·陶谦传》则说：“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陶谦传》则说杀死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反正人数是不少的。《曹瞒传》则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他的罪行令人发指，岂是“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所能概括的？
第二． 所谓荀彧批评了曹操，曹操接受了教训，与事实不符。我们反复查阅了《三国志》有关各纪传，并没有发现荀彧批评曹操的记载。只是在《荀彧传》里提到：陶谦死后，曹操要先取徐州，后定吕布。荀彧不同意，认为徐州不太好打，还是先定吕布为是。他说：“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这只是委婉地谈到屠戮徐州的影响。屠城不说屠城，叫做“威罚实行”，因为你有罪，我才惩罚你。“其子弟念及父兄之耻”，是说徐州子弟念及父兄被杀的耻辱，这里也有意地回避了屠杀，屠戮的字样。至于影响，那就是徐州人民必要坚决防守，没有投降之心，你就是打败了他，他也不会归附的。
标题： 24 刘玄德携民渡江辩析（2）
内容： 这叫什么批评？顶多算是婉言建议不要先打徐州，并未涉及到屠徐州的是非问题，也没有劝谏曹操不要再干的意思。而且把敏感的、带有血腥味的名词都取消了。至于说曹操接受了教训，则根本没有记载。在曹操的所有言论中，没有一句话谈到对屠徐州的认识，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都没有，就更谈不到接受教训了。我们只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又以“伪降”为借口，抗杀降卒七、八万人。人民，特别是徐州人民头脑中的伤痕，是短时期内难以平复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刘备跑？只有一个解释：怕曹操屠城，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为之回护。曹操有屠城杀降的记录，老百姓听说他来了，便纷纷逃难，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再说，就在这年春天，孙权进攻黄祖，就“屠其城”，可见屠城之事在当时并不新鲜，孙权这么干了，谁知道曹操会不会故伎重演呢？毕竟当时荆州百姓还不知道曹操这么“可爱”，如果知其可爱，也就不跑了。何苦呢！
标题： 25 孙权被拖下水？（1）
内容： 易书在讲述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见孙权，孙权权衡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决策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次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与孙权并没有关系，孙权是被拖下水的。
易中天说：“孙权的决策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做一个选择。”（《品三国》189页）
选择什么呢？易书列出了三项。一为论亲疏，二为论强弱，三为论感情。所谓“论亲疏”，就是孙权和曹操是姻亲，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都是孙策时的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上有记载。“不像刘备，非亲非故，八竿子打不着。”至于论情感，易书说：“孙权对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状，对刘备这个天下枭雄则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至少犯不着去管他的死活。”
易书接下来说：“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觊觎的地方，孙权是不高兴的。何况这次被消灭的是刘备，下一步就会轮到自己。至少，占据荆州的计划就会落空。这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孙权不会没有；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孙权也不能不考虑。”（《品三国》189页）
但易中天说孙权对于曹操进攻荆州有“唇亡齿寒”的感觉，这毕竟还是间接的影响问题。曹操的进攻，是否有直接针对孙权的涵义呢？易中天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曹操的进攻，只是针对刘备，和孙权并没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到柴桑游说孙权，是“把孙权拉下水。”（《品三国》191页）是给孙权惹来麻烦。（《品三国》192页）“曹操发动的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冲着孙权来的。《三国志·武帝传》说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刘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也包括后来的赤壁之战，原本是曹刘之战，孙权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刘备，夺的是荆州，并不关孙权什么事，孙权又怎么可能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卷入这场是非，去趟这汪混水？”（《品三国》195页）
事情果然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地研究一下。
这场战争，一开始既不是指向刘备，也不是指向孙权，而是指向刘表的。《三国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秋，七月，公南征刘表。”《三国志·荀彧传》说：“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但刘备当时是刘表的部下（准确地说，是宾客），屯兵樊城，当然伐刘表也包括刘备。不过曹操针对的首先是刘表，“擒贼先擒王”嘛。后来刘表死去，刘琮投降，而刘备却不肯服软，裹带很多难民向南逃去。曹操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之长坂赶上了刘备，刘备的“人众辎重”都被曹操俘去，妻子也失散了（甘夫人和阿斗被赵云救回）。刘备、诸葛亮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鲁肃，然后斜趋汉津，一路向东，逃至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对岸）。曹操则没有继续追击，进军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停了下来。这是战争的第一阶段。
曹操在江陵呆了两个多月，然后便顺江东下了。这顺江东下，仅仅是为了打刘备，而和孙权不相干吗？我们还是用史料来说话吧！
据《三国志·贾诩传》说：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汉水之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飧吏士（如果利用旧日楚国之地的丰富资源来供养官吏和士兵），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但裴松之却认为贾诩出的是馊主意。这么大好的时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将要等到何时呢？）”由此可见，曹操进军的目的是“江东稽服”，不过在策略上有快慢之分，贾诩主张先巩固在荆州的统治，以后不用作战便可达到这个目的；而曹操则要马上顺江东下，解决问题。怎么能说曹操光打“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备，而不去打自己的“亲戚”孙权呢！事实很明显，单凭刘备一个羁旅之客，兵不多，将不广，连一块自己的地盘也没有，曹操就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了，杀鸡之事，焉用牛刀！使曹操最发生兴趣的，还是据有江东六郡的孙权。当时曹操骄兵自恃，趾高气扬，觉得统一天下的美梦就要实现了，岂能轻易地放过孙权？而孙权君臣也不是一群草包，他们也都看透了曹操的目的。据《三国志·吴主传》说：
标题： 25 孙权被拖下水？（2）
内容：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新收降了刘表的军队），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多劝孙权迎接曹操。就是投降。）
《三国志·周瑜传》也说：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害怕）。权延见臣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可见，如果这事只是曹刘两家之争，与东吴无关，东吴君臣害什么怕？为什么很多人嚷嚷着要投降？易书说：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孙权处于两难之中。怎么个两难呢？帮助刘备不是，不帮助刘备也不是。“帮助刘备，无异于引火烧身；不帮助刘备，则等于助纣为虐。反过来说也一样：不帮助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遗患。”（《品三国》190页）
其实，当时让孙权两难的，不是帮不帮刘备的问题，而是战与降的问题，只能从中选择其一。如果要降，则拒绝与刘备联合；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尽管刘备兵力不强，总还能出两万兵马，比没有帮手要强得多了。所以，并不是没有孙权的事，却要拉孙权下水的问题。孙权并非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是当事者。不是要不要帮刘备，而是要不要和刘备联合。不仅要帮助别人，还要请别人帮助自己。和刘备联合，不是抱打不平，而首先是为了自救。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又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在曹操给孙权送来恐吓信之前，只是曹刘之间的战争，没有孙权的事，孙权管也行，不管也行，不必非下水不可。接到信以后，就变成孙权自己的事，就只有降与战的选择了。而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了。（《品三国》199页）其实，从一开始，曹操只要占据了荆州，接下来是必然要打孙权的，所以孙权君臣吓得要命，惶惶不可终日，还分什么阶段？只是他们看到恐吓信以后，怕得更厉害而已。
上面我们说过，易中天讲史写书有一个特点：他自己花很大力气树立起来的一个观点，不定在什么地方，又由他自己来否定与修正了。这不，在201页，我们惊奇地发现了这么一段话：
“其实，就算曹操不写这封信，东吴方面也十分紧张。因为单是曹操在荆州的凌厉攻势，就已经使他们‘望风畏惧’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曹操”顺江东下“，矛头所指，不是孙权也是孙权。也就是说：不管曹操写没写这封信，江东诸臣的感受都是大祸临头。这才会有投降曹操的主张。如果曹操只是要灭刘备，他们投什么降？”
这才是明白话，再明白不过了。但如果易中天一开始就这么明白，他也不会翻来覆去地说了那么多话，读者（或观众）也就不会感到困惑，我也不会费这么多笔墨了。
标题： 26 孙权决策，谁是头功？（1）
内容： 易中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为什么最后决定联刘抗曹？究竟谁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易中天说：
“在一般人看来，扭转了乾坤的当然是诸葛亮。这显然是受了《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是小说，且不去管它。《资治通鉴》是正史，就不能不讨论了。”（《品三国》190页）
其实，关于孙权决策的过程，《资治通鉴》并没有利用什么新资料，都是照抄《三国志》的吴主、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传及裴注引《江表传》等。只是《三国志》是纪传体，时间顺序有时不够清楚；《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按时间先后把事件串了起来，这就出现了编排是否合适的问题。易中天不满意《资治通鉴》的编排，讽之为“春秋笔法”。在这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