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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上官瑞芳总是输给弟弟。输得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以为是女孩子的力气比男孩子的小。父亲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对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机宜：关键在于挑选什么样的草。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
“看麦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篇作文当中写到了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作文并没有引起老师的特别注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含混地说狗尾巴草什么的，而我们，只说“看麦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别喜欢看麦娘，我们两个小情调十足的女孩子，在父亲麦地的看麦娘草丛里，搔首弄姿地拍了许多照片，还常常在午后时分，在农学院那寂寞枯燥的打麦场上，用粉笔写满大大小小的“看麦娘”三个字。我们端详着这三个字，舌头上会无端地涌出甜甜的滋味。我们不知道“Alopecurus”一词怎么就能够翻译成为“看麦娘”的。这种文字的奇迹，启发和滋生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还使我们的语文成绩节节升高，还使作为女性的我们，从此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的深处，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获得他人的体会和理解呢？尤其是我的母亲和丈夫，他们自认为已经太了解我了。
于世杰曾经陪我去父亲的麦地里散步，当我满含泪水，试图告诉他这些貌似相同植物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名字的时候，于世杰频频地看手表，然后失去耐心地插话道：“还不就是狗尾巴草吗？”
弟弟自从进入青春期，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从事金融专业，个人爱好是炒股。
只有上官瑞芳，一直与我呆在一个共同的角落里。在枫园精神病院的二十年来，上官瑞芳单单只坐一张湖边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脱落了许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适程度，远远比不上亲水平台的沙滩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远只选择这张靠背木椅，风雨无阻，因为那木椅的四条腿周围，生着一丛丛茂密的看麦娘。上官瑞芳因为脑子坏了，便彻底单纯了，她可以公然而固执地喜欢看麦娘。
我不想对任何人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我要开始休假。我要用我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什么“亲生女儿”和“养女”呢？那指的是法律定义，在我这里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我预感不好的时候，我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感觉去做。我不能一再地失去亲人。更不能一再地让自己陷落在无穷的内疚与忏悔之中。我想，我自己是否休假，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无须对他人解释我内心那复杂难言的种种原因吧？
于世杰把头伸到阳台上，说：“嗨，该上班了！”
我吓得一个大哆嗦。我转过身来，捧着心，睁开了眯缝的眼晴，说：“你吓死我了。今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我的丈夫于世杰摊开巴掌，用一种询问加讥讽的姿态，说：“就因为我吓着你了？”
我说：“当然不是。”
于世杰持续着他的姿态，说：“就因为今天热？”
我说：“也不全是。”
于世杰说：“就因为今天是夏至可是它不像夏至？”
于世杰说话已经很不耐烦了。本来说好于世杰送我去上班的。早餐吃过了。出门的衣服都换好了。我居然说不去上班了。天气是很热。可是昨天就很热，前天也很热，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空调都开了，高温积累，今天热得烈焰晃眼，这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武汉这个著名的火炉城市不热谁热？你敢这么热北京和上海？于世杰说话是很刁蛮的。他是一个很吊（读三声）的男人。武汉现在说谁“吊”，就是说谁很霸气很神气很有一点二杆子劲。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易明莉的丈夫于世杰很有一点吊，而易明莉很有一点憨。我们的朋友说：这两口子也算是绝配了。男的能说会道可以把死的说活，女的三天可以不说一句话足以把活的闷死；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其实这是朋友调侃我们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我是可以三天不说话，可是并不等于我心里没有话，更不等于我没有说话。我在自己心里说话，这就够了。谁要是指望靠倾诉获得别人的完全理解，那才是憨呢。
对于于世杰的吊，我习惯了，一点不生气，只是他不应该挖苦我对于节气的敏感，这伤害了我的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
我说：“于世杰你别这样说话嘛。你可以不注意节气，我习惯注意节气。我是在农学院长大的，我爸爸一辈子研究小麦，我们家一直习惯注意节气。这又不妨碍你，是不是？天气这么热，汗流得刷刷的，你还挖苦我做什么？”
于世杰说：“我没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须上班，你知道吗？今天的气候再反常，再不像你们家习惯的夏至，你也得去上班！”
我说：“这还不是挖苦吗？别把人家当傻子好不好？”
我从阳台上进了屋，把手包甩在了沙发上，踢掉皮鞋换上拖鞋，然后反过一条胳膊，使劲去解连衣裙背后的拉链。
于世杰急了，说：“你真的不去上班？”
我说：“真的。我休假了。”
于世杰赶紧说：“好吧，我道歉，我为刚才对你的挖苦道歉。可是你今天必须去上班，我送你去，休假的事情以后再说，别想到哪出是哪出好不好？”
我不明白于世杰急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单位领导；再说我们单位的领导也用不着着急，一般大家都是在夏天休假，国家法定的假期，他不给也得给，着急什么？我急的是连衣裙背后的拉链够不着。为了够着拉链，我踉跄着在原地打转，像个不稳定的陀螺。
于世杰盯着笨拙旋转的我，焦急地催促我上班，居然忽略了动手给我帮个忙。
我的连衣裙终于脱下来了。连衣裙垮在地上，我的双脚埋在丝绸里面，这是一副很性感的颓废模样。我变成了一个只着胸罩和三角裤的性感女郎。我把脚一只一只地从连衣裙里面抽出来，稍稍有一点故作姿态。我弯腰去捡连衣裙的时候，被胸罩兜住的双乳产生了深深的乳壕。一个女人，一夜没有睡好，被一个特殊的日期所惊悚，再加上她正在褪下了裙子——她需要什么呢？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首先就会怜香惜玉。接下来，推心置腹的谈话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女人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种对于她自身的专注。当女人觉察到自己受到漠视，她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就打破了。
于世杰没有反应，焦急的目光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他面对的是商场正在换服装的塑料女裸体。我很快就从椅子背上扯过家常衣服，套在了身上。
于世杰喝呼道：“别呀！别脱呀，还是穿连衣裙呀！或者换一套职业套裙？好好的，人家蔡唐伯这么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上班呢？”
我不说话，没有表情，开始收拾餐桌上吃残的早点。胸罩的带子在我的肩头滑了下来，我腾出一只手，把它们认真地拉了上去。蔡唐伯是我们单位的头头，和于世杰是好朋友。他们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大约是哪一次，于世杰到单位来接我回家，怎么就认识了蔡唐伯。于世杰这人见谁都能够很快认识，他的亲和力非常地强。接着，他们走动很勤，打电话约在一起吃饭喝酒和打麻将，聊天，交换时下流行的各种段子，其中当然主要是黄段子和政治笑话；他们还谈论环境保护，足球和时事政治，慷慨激昂，忧国忧民地抨击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男人们老是在一起这么聊天，就开始互相称之为好朋友了。只要于世杰到我们单位来了，蔡唐伯就会把他请到小会议室坐坐。我们单位的小会议室，以前没有，是近年来，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装修的，有真皮沙发，大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会议桌上有笔记本电脑，茶几上随时备有时令水果，香烟与茶叶也都是上好的。这间小会议室专门接待上面的领导、外商、客户和专家教授，还有社会名流、歌星影星，以及人大政协的考察，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市爱国卫生办公室的检查和考核。等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小会议室接待的是哪些人，我是搞专业的，一般很少去办公楼。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科室的小鬼们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两三年，所里上下五千年的情况便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个人的特殊记忆，就像我一样，对于特殊的日期，对于特别的年份，对于看麦娘，等等，等等，在个人生命的小路上，我的记忆绵密漫长，盘根错节和节外生枝，且还经常成为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和决定因素。看看，我的思绪又飘荡开去了。我是想说：即便于世杰和蔡唐伯是好朋友，也用不着于世杰替蔡唐伯着急，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去上班。
什么叫做蔡唐伯重用了我？在我的工作历史中，我已经经历了三任所长。无论哪一任所长，我都是这么努力和认真地工作，他们也都对我比较客气和礼貌。我是专业人员，他们是行政干部，是一个单位不同的而又必须的结构。于世杰为什么要说蔡唐伯重用了我？他知道不知道他的这种说法，就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我的脊背爬了上来，让我在大热天里发寒颤。男人们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有时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丈夫的于世杰，居然可以为了他的朋友蔡唐伯，不知轻重地对付他的忧心忡忡焦虑重重的妻子。
让我想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多年来，我一直都想弄清楚这么一个现象：在我们一心一意想做的事情前面，是什么东西在左右遮挡和前后阻碍呢？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一个简单的愿望化为乌有，同时在我们心灵里潜伏下漫长的感冒一样的伤感，这伤感不轻不重，却挥之不去，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忽然发作，导致我们情绪骤变，对美食、美景乃至美人，都兴趣索然。
我只是决定今天不去上班了。我还没有说我要去寻找容容呢，于世杰已经非常地不高兴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于世杰是上周周五的下午去单位接我的。那天，我下了班，来到小会议室。于世杰在这里等我。不知道是谁的一辆“宝马”车被于世杰弄到了。“宝马”的车钥匙上，还坠了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带着长长的流苏，随意地扔在茶几上，在于世杰和蔡唐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