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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边哭边说，你不是我们的爸爸，我爸爸不打人。她也哭喊着说，你不是爸爸，你是一个大坏蛋……妈妈晚上回来，知道了，把他俩一起打了一顿，自己也哭起来，说你们再说这种话，我就把你们扔到戈壁滩上喂狼去。
从此他们不再说这件事。
继父是一个老军人，打了十多年仗，解放初期，跟部队进疆，然后转业到地方，在一个机关里当行政科长，管车，管食堂。他常常开了车带他们出去玩。困难时期，他总能带一些吃的回来。那时候新疆吃不到大米，他却总能让他们吃上白米饭。继父不喝酒的时候，对妈妈很好，对他们也很好。喝了酒，就爱打妈妈。后来，妈妈自杀前说，他受过伤，不能生孩子，所以有时候心情不好，你们不要恨他。那时方虹宜十五岁，朦朦胧胧懂一点事了，特别为妈妈难过。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她很奇怪，因为妈妈从来不对他们讲这些的，更不会讲她自己的私事。没想到她两天之后就死了。
方虹宜说，多少年来，妈妈从来不跟他们谈家常的。那天夜里，她已经睡下了，妈妈来到自己的床头，坐了一会儿，又把哥哥也叫来，说了很多话，就是那天，妈妈将那张全家福交给她。妈妈没有给哥哥，是因为到后来哥哥和妈妈关系不好，总闹别扭。小时候，哥哥几次私下对她说，他觉得妈妈是一个特务，说继父也是一个特务。他说，妈妈肯定有事瞒着我们。最可怕的是，有一次，哥哥突然说，是不是妈妈把咱们爸爸暗杀了？然后到新疆来和继父这个特务接上了头？反正哥哥是一个很爱胡思乱想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一个人发呆，然后就偷偷摸摸写一些东西，谁也不让看。他自己有一个藏的地方，他自杀之后，她好长时间才找到它们。
卫老师问，妈妈为什么事自杀？
女儿说，妈妈自杀的原因，我好长时间也不知道，只听他们专案组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继父也不说。妈妈自杀，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和哥哥上学的时候，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女，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红卫兵。妈妈在学校也没受到多少冲击，她是他们学校里革命资格很老的一个，又不是当权派，后来成立革委会，军代表还让她当了副主任。妈妈很积极，没日没夜地忙，忙得继父都有意见了。几次听见他们吵架，听见继父说，游行啊，开会啊，大批判啊，这些都能当饭吃啊？老子当年打仗，也要吃饭呢！妈妈不作声，赶快就去做饭。继父从来不做饭，他管食堂的。后来乱了，食堂常常不开饭。妈妈就教我做饭。她不回来的时候，我就给一家人做饭。
六八年开始清队，查出来妈妈有一个弟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跑到台湾去了。这件事妈妈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参加革命后，也没有说过。
卫老师说，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女儿说，那次清队，到她老家去外调，被查出来了。抗战开始之后，妈妈一家离开了家乡，父母在颠沛流离中相继病死，他们兄弟姐妹也天各一方。妈妈在江西参加了一个战地护训班，后来被其中一个共产党员介绍到新四军——
卫老师说，这个我知道。
女儿说，妈妈那个弟弟，就是后来去了台湾的那个舅舅，是最小的，就到了成都一个熟人那儿暂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考取了成都的军校，读了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就上了前线。打完日本人，又打内战。打败了，就去了台湾。因为和舅舅失去了联系，直到快解放，妈妈才听说了舅舅的下落，后来还在什么地方见了一面。从此妈妈就不再提到他。
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8）
本来，这件事妈妈老家的人也不知道。就在清队小组的人去妈妈老家外调的前几天，刚好舅舅当年在军校的一个同学，也被调查了，这两个专案组的人，在妈妈老家碰上了。如果这事晚几天早几天，或许妈妈就躲过去了。
妈妈被他们找去谈话，他们一说出舅舅的名字，妈妈就知道完了。她答应马上把所有经过写出来。其实，她当时就已经准备走绝路了。还有，他们说，妈妈在战地护训班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也对组织上隐瞒了。
卫老师听到这里，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当初她匆匆和我离婚，又匆匆离开此地，从此无影无踪，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了。
方虹宜说，再就是你的事，专案组也对她点了出来。
卫老师说，按你妈妈的性格，这就必死无疑了。她太要强，又太脆弱。
卫老师喃喃问道，她怎么死的？
方虹宜说，她撞了火车。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但是这些和自己的丈夫孩子都无关，他们对这些全都一无所知，他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自己欺骗了他们。
艳丽的盆花，精美的贺卡，花花绿绿的糖果，红红火火的彩带，还有茹嫣带来的那一只吉祥的大白羊……这样喜庆的年节气氛中，离散半个世纪的父女，从未谋面的祖孙，互相间讲述着刻骨铭心的往事。
卫老师说，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吗？
女儿说，不知道。
卫老师说，你叫卫蓝。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大海。我们都叫你蓝蓝。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在你这样的名字当中了。
女儿说，蓝蓝，我很小的时候，听妈妈叫过。
卫老师说，你哥哥叫卫鸽。保卫和平的鸽子。你哥哥出生的时候，正是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还出了一套邮票，是毕加索画的，一只很有名的和平鸽。
卫老师说到这里，达摩说他也记起来这套邮票，三角形的，三张一套。自己当时用硬纸板和玻璃纸做了一本邮册，它们就插在第一页。图案都是一样的，一只展开翅膀的很壮实的鸽子，每张的颜色不同。可惜那套邮票和那本邮册一起，不知在什么时候没有了。
卫老师终于问到自己的儿子。
女儿说，妈妈死后不久，哥哥也死了，他也是自杀的。哥哥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他自杀之后，留下来好几本日记，这次我带来了。他当时暗暗喜欢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一直没有对人家说过，在日记里写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妈妈的事发生以后，他就绝望了。这几本日记我一直藏着，谁都没有告诉。我当时看了一遍，以后再也没有看过。
在这父女俩长长短短、零零碎碎的对话中，一个凄绝又恐怖的故事，从尘封久远的岁月中渐渐显露出来。
女儿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两个最亲的人……那个多年来被妈妈硬说成是自己父亲的人，终于也由妈妈亲自证实了，不是自己的生父……那时候，我像傻了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和一个突然陌生起来的男人一起住在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我也想过，不如死了好。
但是，就从那以后，继父突然对我特别地好起来。哥哥死了的头一天，等我睡下，他摸着黑来到我床前，我以为他要干什么坏事，在被子里吓得直哆嗦，可他就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直坐到快天亮。好几天都是这样。我就知道了他怕我出事。后来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心里难受，还不敢翻身，我就对他说，我说，爸，你去睡吧。我没事。我就听见他在黑乎乎中呜呜地哭起来。他说， 你对我发誓， 你一定要发个誓……我也哭了，我说，我发誓。后来，我知道自己没走那条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愿望，我想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我的父亲是谁……一年一年过去，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特别是继父去世之后……但是心里也越来越害怕，我不知道，真的这一天来了，我受不受得了？这次女儿寒假回来，说在北京见到舅爷，然后她就问我，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外公？一个亲外公？家里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想，这些往事，就埋在我们这代人心里，跟我们一起带进坟墓算了。没想到这孩子自己把它提出来了。那天听女儿说，她和外公联系上了，我就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天旋地转，我都有些恨女儿多事了……
方亚说，那个舅爷，到了台湾以后就退伍了。后来考取了大学，又到美国念了博士，然后回到台湾教书。八四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我们，那时候是我和妈妈最苦的时候。那个舅爷就一直资助我们，一直到现在，他说让我念完大学再去国外深造。十二月，他到北京开会，我去宾馆看他。他突然说，在香港买到一本书，是一个叫斯卫的人写的。一看作者简介，原名叫卫立文。想起你外婆最后和我见面的时候，说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叫卫立文，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写过作品，笔名叫斯卫。又说，以后如果国共两边彻底闹翻，我们就不能来往了，就当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谁。那是四七年，是我和你外婆最后一次见面。八四年那次，知道你外婆早就和你外公离婚，没想到一二十年后，又看见了他的书。
见卫老师父女俩情绪平和了一些，赵姨就让大家吃点东西，喝喝茶。
卫老师问女儿，现在在干什么？
女儿说，没念到书，中学毕业以后，继父当时在商业局，就到他们下面一家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八七年，那家商店垮了，那时继父已去世了几年，方亚才三四岁。后来舅舅知道了，资助了一些钱，一部分留给孩子念书，一部分用来开了一家旅游品店，还做过餐饮，好好坏坏的，一直撑到现在。现在身体也不行了，生意也不好做了，可以糊个口吧。倒是方亚，能够把书读成这样，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真是老天有眼呢。
卫老师问，方亚她父亲呢？
女儿说，方亚一岁多的时候，就离掉了。离了以后，他也从来没管过孩子，现在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卫老师说，没有再成个家啊？
女儿说，哪有这个心思呢，再说，拖着个孩子。
赵姨就问方亚学的什么专业。
方亚说，哲学。
毛子一惊，抢着说，如今小丫头主动选择哲学专业的，像外星人一样稀罕啊。
卫老师说，你看，你在这儿一下就碰上两个半同行。
方亚问，哪两个半啊？
卫老师指指毛子说，这个，哲学所研究员。指指达摩说，这个，民间哲学家，货真价实的。又指指自己说，这个算半个，当年读书，也是读的哲学系。你就知道，有一天会遇见你的同行你的老外公啊？
方亚说，见到您以后，我就觉得面熟，我记起来，我真的几次做梦梦见过您。
方虹宜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她从小就爱胡思乱想。
方亚说，真的，读高中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梦。
看一次血淋淋的手术（1）
卫老师终于开始笑了，说，我在你的梦里对你说，我是你外公？
方亚说，没有，但是我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是我外公。
卫老师高兴地说，我是宁可信其有啊。我跟你说，那是我在想你们，就走到了你的梦里。
方虹宜说，这孩子就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其实，家里没什么人读书，也没有什么书，就到处去找。
卫老师说，那也是我在梦里教她的。
方虹宜说，七八岁的时候，还偷过人家的书。
方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