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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独立的知识产权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完成了产品，而这些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研发和设计出来的；而工厂也常常属于境外企业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到2015年，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工业中的占有率可以达到30％。而“境外”工业的3/4握在华人手中，它们来自于香港（现在已经属于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剩余的1/4涉及到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投资者。这些生产中的绝大部分，包括生产投资在内，都是在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譬如半导体工业、电讯设施、通讯器材、汽车工业、稀有金属、机械制造、电厂建设、石油、化学领域。即便是那些大型境外投资项目，也不外乎都是50：50的共同企业，甚或是中国持有多数的企业，中国并不想只把自己的市场交给境外企业。在共同企业中，人们学习技术，随之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再建立独立的、纯粹的中国工业。
有关这一策略最早的例子就是娱乐性电子工业。早在90年代初叶，彩色电视机市场被菲力浦、索尼、东芝等所控制，它们在中国的共同企业中生产这类产品，而且也进口。但是，纯粹的中国品牌就以残酷的价格战迫使外国牌子退让，而且到了2000年，强占了至少80％的市场。现在的共同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出口上。中国最大的四家娱乐性电子集团长虹、康佳、TCL和熊猫已经达到了世界标准，而且自己现在也进入了出口领域。
在计算机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1995年时，中国计算机市场固定在美国计算机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康柏公司以及惠普的手中，它们在中国合资生产，同时向中国出口。纯粹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始于北京科学院教授们所创立的联想计算机公司，面对他们的竞争就有些类似于大卫与高利阿特之争（并非同一等级）。可是，四年后，位置发生了倒转。在1999年第四季度，联想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7％，几乎两倍于国际商业机器、康柏公司以及惠普之和。现在，联想拥有中国市场的1/3，而方正拥有7％的市场，大约一半的计算机市场为那些“无名”的计算机生产者或者买元件拼装起来的机子所占有。
以其现在30亿美金的营业额，联想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除日本之外的亚洲最大的、增长最快的计算机生产厂家。在2001到2002年3月份这一个营业年度中，当除了戴尔公司之外的所有西方和日本公司由于竞争而不得不停产时，联想却报出了赢利增长率为43％的好消息。联想充分发挥了它在计算机市场的优势，并且开设了一个因特网入口。联想计算机还设置了一个键，以此用户可以直接与联想网络联系。在2001年7月，联想与世界最大的互动服务供应商美国ＡＯＬ在京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同投资2。3亿美元。目的是携手使中国市场的硬件、软件以及信息有机的结合起来。不少人已经把联想集团看作为未来的国际商业机器，尽管它距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电讯装备设施生产的快速发展。我是在1995到1999年的大使任期内，从一开始就耳闻目睹了这一发展过程的。那时我刚刚到达北京不久，与西门子通讯部门驻京负责人有一次谈话。我们坐在一起看一份市场占有额分布图表。它所涉及的是电话通讯网络中转设施。中国以难以描述的高速度在全国修建电话通讯网络，在1990到1999年之间，铺设了1。2亿部电话接口，这两倍于整个德国的电话接口！电讯网络从技术要求上完全满足于数码通讯中转机。对于这种综合程度高的电讯系统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之大甚至大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之和。世界上最大的七家电讯设备生产厂家：西门子、阿尔卡特（法国电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北方电讯、爱立信（瑞典）、NEC、富士通都向中国出口，并且在中国建立大型合资公司。1995年90％的大型设备进口，尤其是出自于当地的合资公司。但是随后，在市场分布图表上出现了三家纯粹的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大唐。它们拥有10％的市场份额。我问坐在身旁的西门子代表：“这几家企业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呀，也就是为小城镇生产简单的通讯设施，不用管他们！”我也就把他们放到脑后了。到了1999年1月份，大概是我任期结束前，我们两人又一次看一份新的市场分布图表。此时，这三家企业的市场占有量是30％，而且华为接近了西门子的17％市场份额。我说：“这恐怕不仅仅是简单的通讯设施！”这位回答说：“华为已达到了世界级水平，而且他们已经把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埃及的业务都给抢去了。”
4年内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技术领域到达了世界级水平！这令我感到瞠目结舌，而我随后飞往深圳，参观了这家在1988年建立的私人企业。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和老板给我介绍了企业，并分析了长处和短处。“西门子系统”，他说，“还比较稳定，而我们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在世界打响，但是政府扶持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研发水平并不低于西门子，但是费用却少得多。”随后，他对那谦虚的介绍补充了一句话，一下子说明了那鼓励华为创造出如此惊人成就的动力，那就是：“这三个中国生产企业名词的第一个字一起构成了大中华！”
现在，围绕着移动电话基本设备如基础发射台、中转系统、手机等的竞争战役已经打响了。在移动电话方面，中国到2002年中期以1。9亿的用户上升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按照市场研究所IDC的预计，到2005年时，用户将翻一番达到3。2亿。依然像在兴建固定通讯网络那样，国际上的大型电讯设备集团公司此刻在移动通讯设施方面大显身手。在基础发射台以及中转系统设施方面有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在手机方面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有一定距离的西门子。而纯粹的中国生产企业也再一次以富有成果的增长速度进入了市场：华为在基础设施生产方面以及手机生产方面，有一支由11家企业组成的精锐部队，4年后，也就是到了2005年，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境况？
类似于移动电话这样的快速爆炸性发展的还有因特网。到2002年，中国因特网用户增长到4000万。在因特网的光纤输送线方面，华为已经冲到前面，并且已经在路由器和转换系统方面开始对思科发动攻势。
华为正行进在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的进程中。它正在进军欧、美市场，而且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它的第一家子公司。2001年时，其营业额达到24亿美元。尤其是，当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电讯集团公司，当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由于销售额下降被迫为保持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华为在2002年上半年把自己的国际销售额增大了21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建的生产厂，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其中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研发实验室。其中85％的员工都是大学毕业生（学士或者硕士）。华为创始者任正非曾经是一位军官，现在持有企业5％的股份，估计拥有5亿美金的资产。
按照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中国出口计算机硬件，印度出口软件。但是，中国已经显示，决不会把整个利润丰厚的软件出口出让给印度。自2000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下，中国的软件工业以30～40％的增长率在迅速发展。而这些发展主要是由那些现在正准备进入股票市场的私人企业创造的。当前经济的衰退却为硅谷带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它使得大批富有经验的中国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同时每年从国内的高校还有5万名软件工程师毕业。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处在领导地位。在此方面，中国也给那些年轻、有为、富于敬业精神的科学家以很高的待遇、名誉。在绿色生物技术领域，动、植物基因改变在中国应用相当广泛，在研究方面，中国仅落后于美国，应该属于世界第二名。与欧洲相反的是，在富于乐观主义的中国，没有人阻止对动植物基因改变的实验。
令中国感到自豪的是，终于在航空航天领域并列美国成为第二名。1999年11月20日，中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一号，以“长征”运载火箭把它送入宇宙。这艘宇宙飞船是无人飞船。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3月份，第二次无人宇宙飞船试飞。到2005年，要发送第一艘载人飞船，而且到2010年要登上月球。也许在21世纪中叶，如果信息社会已经着手于建立通向宇宙空间之路，而且与月球、火星取得了联系、并且登了上去，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也在其中，这一点绝对不同于欧洲。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低发展水平下，而且以落后的技术和低生产力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形成了大型的现代艺术都市、高度现代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也不同于欧洲的是，对进步的信任、崇尚在中国是没有终止的。“高技术”这个富有魔力的名词对社会精英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政府的吸引力。
这个思想的核心早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就已经形成。那是在1980年，当时美国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普勒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它拥有足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有可能跨越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那时，中国领导人就把托普勒的这本书作为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物。
由此以后，此种新思想就规定了教育、科研以及工业政策。在2000年，中国高等院校有560万注册大学生，其中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高校的录取选拔严格，而且对学习成绩还有严格的要求。名牌大学在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对大学生的要求要比西方名牌学校高。在1999年，有40万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所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远比日本要多，而且质量要高。该杂志作出此结论的理由依据是，中国科技人员是从竞争性选拔中脱颖而出的。
除了这些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外，还有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者，尤其是从美国大学学习结束后，并多年在美国的实验室以及硅谷作为研发人员和工程师，或者作为企业家积累了经验的归来者。自邓的时代开始的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向国外送出去了30多万大学生，其中的绝大部分去了美国，而学成回国的不足1/3。但是，最近几年来，回国的数量持续增加。从人才外流中形成了一个人才的回流。上海和北京是高收入者的生活乐园，而回国者又收入高。不久前，外国企业还抱怨，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