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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湾放弃宣布独立，而对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统一长期保持沉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从双方利益的角度看，极有可能的是，长期保持现状。大陆和台湾将会像大陆和香港一样，越来越趋向于发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但是如果涉及到民众呼声，那么这种客观、冷静的利益分析未必一定能获得多数人的赞成。大陆的军队在进行着收复台湾的军事训练；宣称已经开发出了导弹巡洋舰；从俄罗斯以每艘8亿美金的价格购买了两艘带有导弹发射装备的现代化的核潜艇。可是，中国经济杠杆很快就会显示出某种超过导弹的推动力。台湾将越来越显示其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尤其是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中国领导人现在似乎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把他们的战略逐步转移到一种对台湾的经济交往上来。
2000年6月，新加坡原来的总理李光耀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感到担忧。他以严厉的语言表示了对李登辉的不满，因为李登辉把台湾问题复杂化，从而迫使人民解放军去强化海军装备。陈水扁接过了这个烂摊子。李光耀建议说，台湾当局应该以说服台湾人认识到，与大陆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来取缔那种竭力从民众中需求台独支持的做法。美国人不可能永远保护台湾，如果让台湾人寄托幻想于美国人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台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
70年代，在西方企业的视野中，东亚浮现出四种国民经济形式：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学家很快就为这些快速发展者发明了一个名称：四只老虎。随着中国大陆在80年代的腾飞，人们对于这四个也属于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又赋予新的名称：“四小龙”。
从这“四小龙”经济中，也就只有一家堪称腾飞式经济，那就是：台湾。韩国是日本模式的翻版：它建立大型综合集团，以日本战前的经连会金融集团以及其演化出来的工业集团为样板，既不在乎欠债，也不考虑市场需求，而一味地扩大生产能力。新加坡邀请西方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香港沿用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台湾相反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国民经济体，一种富有灵活性核心的小型的父权式家庭企业。
90年代末，台湾有120万中、小企业，而台湾就业人口80％工作于此。中国人的想法是：与其到别人的企业去干，还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企业中。每18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是企业家。一个笑话就是：“往街上扔一块砖头，准砸着一个董事长”。《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描述说：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蚂蚁兵团”式经济。这个蚂蚁兵团在90年代占领了世界计算机市场。
台湾计算机工业的主要成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台北市场情报中心，技术、信息研究所，2001年1月。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蚂蚁战”：以洪先生创立的建准公司为例。在80年代手提电脑的奔腾处理器迅速提高时，高温问题出现了，像日本的大公司美蓓亚（Minebea）一样，建准公司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研发出了一种很小的冷却排风扇，它甚至比奔腾的芯片还要小。现在，几乎世界上1/3以上的手提电脑都使用这种排风扇。
90年代末，台湾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生产地，仅仅小于美国、日本。在计算机的许多零部件方面，世界市场的50％～80％都为台湾所占有。
台湾的企业是在埋头苦干，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盯着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上，谁认识第一流的国际计算机，也就是认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转换电路板生产商？谁认识光宝技术，也就是台湾80家计算机显示器生产商中最大的那家？谁认识家庭企业家昆盈公司（Kye），即第三大鼠标生产商？谁认识世界上最大的小计算器、台湾最大的传真机生产商光宝公司（Cal－p）？
形成所有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台湾企业供应零部件，并把它们发往组装整机的地方，也就是零部件规模委托加工，他们的产品不是直接给予终极用户，而是销售给了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计算机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把零部件组装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商标对外销售。譬如在2000年，世界上半数以上的手提电脑都是由台湾生产的，然而这些电脑却都是以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计算机公司如康柏公司等的名称对外销售。2000年初，据经济报介绍，也就只有手提电脑的世界名牌东芝公司在台湾整机生产。世界著名的大型集团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IBM）、康柏公司、东芝公司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这些零部件供货商，依赖于数千家中、小型台湾企业的委托加工。日本的卡西欧公司小型计算器的80％来自于光宝公司。只有少数的台湾公司如计算机生产商宏基在世界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如果台湾突然消失在海洋中的话，那么世界计算机市场也就将随之而陷入混乱。
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前提是，只要把企业产权的自主性给了他们。对此，台湾人是活生生的例子。那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大型国有企业上的台湾当局所做的决策是相当明智的。他们对于这场高技术奇迹所做的只是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然而却是关键性的：当局为这场奇迹投入了基本设施建设；筹建了一个官方实验室：“工业技术研究所”，如同美国的史丹佛大学那样，这个研究所使许多富有成效的高技术企业得以腾飞。围绕着这个研究所，当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高科技工业园：新竹园；还鼓励那些风险资本企业的形成；而当局却在它们形成之际止步了：它为高技术企业创造基本设施，但是并不去指挥这些企业的发展。那么，台湾就不会发生那些在日本所发生的，因为日本政府和计算机工业界为了“打垮国际商用机器”，集全部精力于大型计算机集团的建设。可是当年轻的硅谷公司在90年代实施全新的计算机模式时，即网络计算机模式转化时，整个日本计算机企业遇到了技术老化的打击。
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工业也使台湾人在90年代引发了半导体工业。在此，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小空间”，而今它却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即：“芯片铸造业”。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商并不自己设计转换电路，而是接受台湾人以及日本人和西方企业的委托加工，半导体转换电路按照委托方的设计进行加工生产。现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芯片铸造商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也就是位于新竹园的台湾半导体元器件公司。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厂家之一。因为台北的新竹园已经没有地方了，当局因此在台南建立了第二个高科技园。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信息技术岛，变成一个巨大的硅谷。在此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当属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派：美国精英大学的台湾毕业生和那些多年在美国高技术企业从事研、发的富有经验的台湾人。
经济大中国正在实现中
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出口以及管理知识，大陆经济在80和90年代腾飞的现象是不可想像的。
香港投资者
1979年，当邓小平通过在广东、福建建立四个经济开发区对境外直接投资敞开大门时，他所想的首先是吸引港台的投资者。事实上，香港企业从一开始就蜂拥而来。中国大陆给它们所发出的邀请恰到好处。在香港，由于土地和人工的价格猛涨，那么相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老虎来说，老的工业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竞争力。此刻，正好出现了邓的开放。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中国大陆那些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它们先是迁到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发展，这些投资者逐渐发展到整个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随后发展到整个大陆。今天，几乎香港的整个制造业都迁到了大陆，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迁往东南亚。仅仅在大陆的南部，就有40万家香港企业，工人达到500万人。珠江三角洲的村、镇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而留在香港的，也就只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整个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以香港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港陆实业公司为例：1992年，该企业在广东有7家工厂、1万中国工人，而在香港的总公司相反只有400名员工。
对于大陆的农村企业发展来说，香港企业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与农村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合作关系，以便为出口加工、生产。就农村工业的出口奇迹以及中国出口的奇迹来说，香港是有功的。
香港企业向中国大陆所开放的，就是廉价但接受过较好教育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没有受到自由工会的保护。在大陆的香港出口加工厂，也包括台湾以及韩国的厂家中，笼罩着一种这样的气氛，一种让人回想起早期英国原始资本主义的情景。90年代初期，当一家香港的布娃娃生产厂家使80余名年轻女工被烧伤后，世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工厂的大门被锁着，理由是防止这些女工偷拿布娃娃。一连串的此类丑闻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干预。从此，这些工厂里的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仍然是相当糟糕的。在生气的时候也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工厂里工人的生活，远比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处在生存边缘的中国人要好多了。工厂外面还站着许多失业者，他们等待着这家企业下一个空位子尽快出现。
80年代末期，香港的大型资本家也出现在大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像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恒基兆地产、合和实业等。由于劳动密集型工业某个生产厂所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小，故此流入大陆的资本也就几十个亿。而香港房地产界修建收费高速公路和桥梁，并且在以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使中国显示出大城市的形象。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以及其他的高级连锁网络也随着它们进入了中国大陆。香港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
在80年代时，中国3/4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于香港，那时它还是英国领地。90年代时，尽管各国的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尽管香港的投资额在2001年时下降到整个境外年投资总额的36％。从1979年到2001年，香港投向大陆的总资金达1920亿美金，相当于整个境外在华投资总额的半数。并非所有这1920个亿都是香港资本，其中的一部分是出自于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公司，它们由香港向大陆投资的。另外的一股，而且不可忽视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