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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中国照搬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出现的问题。建设重工业所需资金来自农业税收，农民为城市的工业化担负费用。然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农业人均生产1952年时仅是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的1927年的20％。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盈余”可提取。以加重农民的负担来积累资金所导致的后果，正像毛后来所说的那样，是“清干了池塘的水来捕鱼”。
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农业的增长却缓慢乏力。1953到1975年期间，农业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计划指标。按西方的估计，中国农业生产每年仅增长2。7％，略高于人口的增长率（2。2％）。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给重工业建设在资金上带来了更多的缺口。第二个问题是城市中失业率迅速增加。大量投资的重工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然而城市人口却增长很快，当然也包括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早在195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实施期间，毛就开始疏远苏联的发展模式。外部俨然不知，党内已出现了两个阵营，这最终导致了10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
毛和毛的追随者们主张放弃苏联的发展模式，提出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在寻求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上毛的想法是，动员5亿农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群众定能移山。
反对毛的这个“唯意志论”政策的人是一些列宁主义者，以刘少奇为代表，在政治局占多数。他们主张继续实行苏联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准备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实际，对农业的投入给予倾斜。
农业集体化（1955～1956）：党内冲突爆发
两个阵营之间爆发冲突的焦点是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个谨慎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用15年的时间分阶段实现集体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应该自然衔接，其办法是让农民们认识到，集体化可以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耕作土地，提高收入。
这是党的行之有效的路线，然而毛在1955年中旬要求加快集体化的速度。他在党内的大多数同事对此犹豫不决。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强制实施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时1000万富农被杀害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农业生产全面崩溃，导致饥荒，工业建设也止步不前。毛以党内从未有过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论。1955年7月31日，他越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直接对省、市和县级党委书记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51
这个讲话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它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毛的乐观主义式的期待，省级领导和地区干部的政治热情与贫苦农民的理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高兴地说是一个“快速的浪潮”，波及到了全国。1956年中旬，即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体化基本上完成。几亿农民集中在48。5万个农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有所不同的是很少发生公开的暴力行为，没有严重地影响生产。
集体化运动的成就鼓舞着毛在城市里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五反”运动已经士气低落，很快就被说服，将他们的企业廉价卖给国家。有些人舞狮和舞龙，以示欢庆。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城市集体企业中，这样到1956年底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仅有两种形式：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城市的国家所有制或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把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于1956年底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苏联处于同一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过渡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毛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并且战胜了党内思想保守者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决心利用这次胜利，迫使共产党开始一条新的航线，从经济和政治上与苏联模式彻底决裂。然而就在1956年这位伟大的主席遭受了打击。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1956）
1956年2月2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凌驾于党之上、搞个人崇拜的篡权者。这个讲话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党的领袖究竟要不要高居党之上，要不要搞个人崇拜。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毛的同事们想利用这次讨论限制他的权力。
而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提供了机会。1945年制定的党章在这次会议上要进行修改，该党章已经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删除了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党重新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领导。除此之外在党章中还增加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在组织结构上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设了由邓小平担任的党的总书记一职。所有这些决定都削弱了毛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毛的威望受新闻报道的影响而继续下降，报道说操之过急的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混乱和生产的停滞。1956年，粮食产量事实上仅增加了0。3％，棉花产量下降了6％。列宁主义者们立即指出，党要重点谨防“左倾冒险主义”而不是右倾保守主义。
就在半年前，即1956年4月25日毛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首次阐述了新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但他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看到，党代会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讲话搁置一边，而对计划委员会制定的1958到1962年的新五年计划热烈赞成。该计划包含一些有利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修改措施，提出继续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
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这个开端源于毛的观点，他认为苏联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不是通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不符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剥削农民的方式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方法，粮食是以非常低的国家价格向农民征购，而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农机设备却要农民支付很高的价格。然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农民，还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上，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
“愚公移山”
毛制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迅速与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脱钩。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源自于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们1955年夏天在毛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经验介绍。当时王国藩合作社的介绍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在王的带领下利用冬闲时间上山砍烧火用材来卖。所得收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化肥。由于投入扩大，农业产量增加，在第三年许多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因为那些原先贫苦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些人的水平。毛把王国藩合作社的经验介绍给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加以宣传报道，使其成为神话。这样毛就将这一事例作为他不同寻常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
这样农村的发展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农村人口始终占80％。毛将这个在中国唯一充足的资源视为他的根基，他要动员这些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农民们兴修水库、修建水渠、建设公路、开发新的农田、沿河筑坝以防洪水。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农机设备、化肥和消费品的投入。这些需求对建立小型工厂以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所需提供了可能。经济螺旋式上升，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和需求，增加了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城市的现代化工业提供了新的市场，农民们的劳动变成了资本。
新的战略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力更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官僚机构的权力产生遏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将会同步进行，促进社会变革，解放群众潜在的生产力。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并非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毛的发展新战略从基本思路来看是冷静理智的，它符合世界银行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思路。然而，该发展战略与其第二个思路，即“大跃进”的思路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出现了问题。毛认为，靠新的发展战略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加速重工业的增长；动员农村未被利用的劳动力，建设小型简易工厂几乎不需要资本投入，反而会创造资本，增加积累；现代化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要同时快速发展。“大跃进”会使中国15年后超过英国。正是“大跃进”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大跃进”。中国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决裂，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与其相对抗的第二个中心。
在一些农村，党的地方官员和农民们于1958年初就开始了“大跃进”。农村各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在农村建立工矿企业，河南省于4月份就将集体合作社变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体。毛激动地将这种联合体比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河南农民将他们的联合体自豪地称之为“卫星公社”。到这一年底，即8个月之后中国已有5亿农村人口组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2万人，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些公社达到10万人。
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