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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孙子〉:兵以诈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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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1)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传统军人的读法
  《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
  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
  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
  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
  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
  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
  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
  (二)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
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
  (三)《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
  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
  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
  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
  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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