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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西巴德,聊以自慰而已。这里,我并不想替阿里斯托芬的深识灼见辩护,以反驳这种诽谤,我将继续从古人的观感方面来证明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德斯的密切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尤须回忆一下:苏格拉底因为反对悲剧艺术,所以不看悲剧,只有当欧里庇德斯的新剧上演时,他才到场观看。然而,狄尔斐的神谕却把这两人双提并论,这种密切关系是有口皆碑的:这神谕就称苏格拉底为最聪明的人,但同时断定欧里庇德斯在斗智的比赛中应得第二名奖。
索福克勒斯名列第三,他自诩比诸埃斯库罗斯做了更正确的事,而且正因为他知道甚么是正确的,所以毅然为之。这三人之所以同样被称为〃有识之士〃,显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明确的知识罢了。
关于这种对知识和见识的空前的新估价,苏格拉底曾说过最精辟的话,他发现自己是唯一自认为无知的人;他怀着批判的心情走遍雅典,拜访过最伟大的政治家,演讲家,诗人,艺术家,但处处唯见人们以知识自负。他愕然发现,所有这些名人对于自己的业务也没有真知灼见,他们只靠本能执业罢了。〃只靠本能〃,我们凭借这句话可以接触到苏格拉底倾向的要点和核心。苏格拉底主义以这句话非难当代的艺术和当代的道德。苏格拉底以探索的眼光到处观察,而只见到处尽是真知的贫乏,偏见的猖獗,他便推断当代情况之所以荒谬恼人,主要是由于缺乏真知灼见。从此以后,苏格拉底就认为他有移风易俗的责任,他以清高孤傲的气宇,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道德之先驱者的姿态,孑然一身走入另一世界之中,我们倘能以肃然起敬的心情触到他的衣边,也引为莫大幸事了。
关于苏格拉底问题,我们往往陷于异常的疑难;而正是这种疑难,不断鼓舞着我们去认识古代这种最可疑的现象的意义和目的。是谁敢于独持己见来否定希腊的天才呢,象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斐狄亚斯、伯理克斯、乃至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等等天才,岂不是使我们肃然起敬,视为文化的最深渊壑和最高峰岭吗?是甚么魔力竟敢于把这剂魔药泼倒在尘埃呢?是甚么神人呢,甚至万物之灵长的歌队也要对他高呼:
哀哉!哀哉!
你已经破坏,
这美丽世界,以铁拳一击,
它倒塌下来!
(歌德:〃浮士德〃)
所谓〃苏格拉底的护守神〃这个奇怪现象,提供我们解决苏格拉底的真髓这问题的秘钥。尤其是在他的莫大才智有所不递的场合,那时就出现一种神启的声音,使他获得稳固的根据。这种声音来临时,往往是劝阻他的。这种直觉的智慧,在极其反常状态中出现,在某些场合,不外是为了阻止他的知觉的认识。在所有创造旺盛的人物,直觉总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知觉则起着批判和劝阻的作用,但是在苏格拉底则不然,直觉是批判性的,知觉是创造性的:——这真是一件大怪事per
defeotum(遗憾得很)!真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一切神秘天才的一大defectum(憾事),所以苏拉格底堪称为特种的非神秘派,他的推理天性因妊育过久而发展到极点,正如神秘派的直觉智慧发展到极点那样。然而,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推理倾向却不像他的直觉,它绝不会自相矛盾,它畅流无阻,显出一种自然而然的能力,如同我们只在最伟大的直觉能力中可能发现而欺观止的天赋能力那样,凡是在柏拉图著作中稍为领略过苏格拉底的天真而稳健的处世之道的人,都会觉得在苏格拉底背后仿佛有苏格拉底主义理论之巨轮在飞转,而必须从苏格拉底之为人,立杆见影来观察它。然而,苏格拉底无论在甚么场合,甚至在法官面前,总是正气凛然,坚持他的神圣使命,可见他自己也已经预感到这种关系了。真的,在这场合,既不能驳倒他,也不能嘉许他的直觉分析的影响。由于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他终于被传到希腊国家公审法庭前,人们只能要求一种判罪方式,就是放逐。人们大可以把他驱逐于国境外,好象是一个莫名其妙不可解释的谜,那末后世就没有理由来谴责雅典人做了这件不名誉的事。但是,雅典人却对他宣判死刑,而不徒是放逐,就好象是苏格拉底自甘赴难,以洞烛秋毫之明从容就义那样。他临刑时泰然自若,有如柏拉图在另一篇中所描写的,他在一群饮者中最后离开酒会,迎着曙光,奔赴新的来日那样泰然,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的饮客还留下来,睡在靠椅上和地板上,梦着苏格拉底这个真正爱情至上论者。临死的苏格拉底成了高尚的希腊青年的理想,一种空前的新思想;要之,这个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就五体投地,拜倒在他的形象之前,他的向往的心灵燃起热烈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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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四章
试设想苏格拉底的巨灵之眼凝视着悲剧,可是这眼中并无艺术灵感的醉心狂热的光辉;试设想他的眼未尝愿意以愉快的心情来观照醉境的深渊;——那么,它在柏拉图之所谓〃崇高而又极受赞美的〃悲剧艺术中定必只能窥见甚么呢?显然是一种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不合理的东西罢了;况且,一切悲剧是这样杂乱无章,它对于爱好沉思的人定必引起反感,而对于多愁善感的心灵,定必是危险的火种。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只能了解一种诗——伊索寓言,而这种诗他无疑是带着微笑的默许来欣赏的,正如在〃蜜蜂和母鸡〃这寓言中老好人格尔伯特赞美着诗歌那样:
从我你看到了,多么有利;
对着没有多大知识的人,
用一个寓言来说明真理。
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甚至并没有〃说明真理〃,更不用说能诉诸〃没有多大知识的人〃了,所以为哲学家所不取;他所以厌恶悲剧就有这两重理由。象柏拉图那样,他认为悲剧属于诱惑人心的艺术之列,它只写娱乐的而不写有用的事情,所以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切戒和毅然弃绝这些毫无哲理的诱惑。他成功了,年青的悲剧诗人柏拉图就首先焚掉他的诗稿,然后做苏格拉底的学生。然而,每当他的不可克服的天才起来反抗苏格拉底的训诫时,这些力量加上他的伟大性格的压力,往往是这样强大,足以强迫他的诗才流入新的前所未有的河道。
上述的柏拉图便是一个实例。柏拉图之非难悲剧和一般艺术,并不落后于他的先师之天真的冷嘲热讽,可是为了满足艺术的要求,他也不得不创造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却同现成的而为他所否弃的那些艺术形式有着内在的关系。柏拉图对古代艺术的主要非难是:艺术是对一种假象的模仿,因此属于比经验世界为低级的领域。这论点首先不是针对这种新的艺术作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柏拉图竭力走出现实界,而高谈〃理念〃是这伪现实界的基础。然而,思想家柏拉图却因此走上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他作为诗人始终觉得安适的一个立足点,而索福克勒斯和所有老辈艺术家就是从这一立足点来庄严地抗议他的非难。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以前的各种艺术,这说法在特殊意义上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它从混合一切现成的形式和风格而产生出来,它动摇于叙事、抒情与戏曲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因此打破了统一语言形式这条严格的老规律。犬儒学派的作家们沿着这条道路就走得更远了。他们以丰富多彩的风格驰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而达到〃狂妄的苏格拉底〃的诗情画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模仿他。柏拉图的对话录宛若苦海慈航,拯救了遇难的古代诗歌和她的儿女,它们挤在这一隅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这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沿途的风光奇景是永远看不完的。真的,柏拉图留给千秋万世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原型,小说的原型;这种形式可以说是无限提高的伊索寓言,在这里诗对于辩证哲学的从属地位,正如后来数百年间哲学对于神学那样,这就是说,处于ancilla
(奴婢)的地位,也就是柏拉图在超凡入圣的苏格拉底的驱使下强迫诗陷入的地位。
这里,哲学思想长满在艺术之上,强迫它依附辩证法的主干。梦境的倾向已经在逻辑三段论的外壳里化成蛹。我们在欧里庇德斯方面也见到类似的情况,此外还见到醉境成份转化为自然主义的情感。苏格拉底、柏拉图戏剧中的辩证法英雄,使人想起类似欧里庇德斯悲剧英雄的气概:他们都必须用理由和反驳来维护自己的行为,所以往往有丧失我们的悲剧同情之危险;因为谁会误解辩证法本质中的乐观成份,即每次结局的祝捷欢呼,而独能在冷静的清醒和自觉中呼吸自如呢?这种乐观成份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直至它跳入资产阶级戏剧的深渊而丧命。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因为,现在有德的英雄必须是个辩证法者;现在德与知之间,信仰与德性之间,必须有必然的明显的结合;现在,埃斯库罗斯的先验的正义观,业已沦为所谓〃诗的主义〃这浮浅狂妄的原则,及其惯用的〃神机妙算〃了。
现在,面临这个新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舞台境界,歌队和一般悲剧的全部酒神音乐基础将变成甚么样呢?歌队本来是偶然产生的东西,是悲剧起源所残留的一种早已无用的迹象;况且我们已经知道,歌队只能被理解为悲剧和一般悲壮因素的成因。关于歌队的难题,早已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在他的剧中,悲剧的醉境基础已经开始崩溃了。他再不敢信托歌队来负担戏曲效果的主要任务;反之,他限制它的活动范围,以致歌队几乎与演员处于同等地位,假若把它从舞池提升到舞台上,因此它的特性当然完全被破坏了,虽则亚里士多德还是赞同这样处理歌队。歌队地位的改变,索福克勒斯无论如何是以实践来支持的,而且据说甚至以一篇论文来推荐。这就是歌队走向毁灭的第一步,毁灭的各个阶段以惊人的速度相继而来,从欧里庇德斯,阿伽同直到新喜剧。乐观主义的辩证法以三段论的鞭策把音乐驱逐出悲剧之外,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只能被解释为醉境心情的表现和图解,为音乐的具体象征,为醉境陶醉中的梦境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反酒神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以前已经发生作用,不过在他身上取得特别明显的表现而已;那末,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现象,毕竟表示甚么呢,我们就不应畏避而不谈这问题。以柏拉图的对话录而论,我们固然不能把这现象看作仅仅是瓦解性的否定势力。虽然无疑苏格拉底的倾向的直接影响促使酒神悲剧瓦解,但是苏格拉底的深刻的生活经验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否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必然只有对立的关系呢,是否〃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这句话就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呢?
这位专横的理论家,对于艺术间或有遗憾和空虚之感,有一半非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