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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出六朝骈体文盛行，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散体文，开始时由于这种文体追求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辞采华美、使事用典诸多严格的追求而广为流行，发展到后来，更趋于形式的讲求，内容日益贫乏，风格日益柔靡。于是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把“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来革除柔靡的文风，但写的还是骈文。诗也如此，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提倡风雅兴寄，他所写的《咏怀》，还是五言古诗。直到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古文代替骈文，传奇兴起，变文出现，但当时骈文并未中绝，在传奇、变文中就有不少骈俪语。钱先生即指出“俪体未曾中绝”，又指出“忽盛于清”。即就明代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应试科举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兴起，又重视讲究对偶，到了清代骈文大为盛行，又出现了“骈散并行，各放光明”的境况。这里例举骈体的盛衰发展便可以说明，文学体制的发展可以在同一体制中推陈出新，不是一种文体先亡，之后生出另一种文体，而是犹如调色，黑白呈灰，黑红呈紫，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可随意随时调配，便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异样色采，而原色是绝不能缺少的。钱先生以此比喻文学形体的发展，形象精辟，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这里还形象地批驳了“彼作则此亡”的立论之误，然而“诗亡”之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盛唐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的第一首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实正是他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
焦循在《雕菰集》讲到唐以后“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云云，都不可靠。这里指出唐司空图、金赵秉文和清赵翼、黄遵宪等人就唐“以文为诗”，“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以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诗文相混的文体变化，发表了深有识见的议论，说明诗的体制本身可以有种种发展变化，但诗并没有亡。清人陈廷焯看到李杜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变化，却没有说清是怎么回事。钱先生指出两点：（一）诗情和诗体“本非一事”，不能混为一谈。《文中子》云：“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与人同在，性情不亡，诗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诗情和诗体还都会有各自的发展和变化。（二）文分朝代，却不限于某朝。王国维于文体前冠以朝代，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若是说赋至汉代始盛，诗至唐代始盛，词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说，赋只限于汉代，诗只限于唐，词只限于宋，曲只限于元，便成了谬误。一部文学史证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体，如元曲胜于元诗，不等于说元无诗；汉赋胜于汉文，也不能说汉赋胜于司马迁的《史记》；诗至唐始盛，词至宋始盛，也很难说唐诗胜于唐文，宋词胜于宋诗、宋文，具体到某位文学家也是如此，不能说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好，就说司马迁的文写得不好，实际上他们“各擅其绝”，“各放光明”，并峙文坛。但有的文体，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称为俳体，正说明它体制的低下。
《谈艺录》读本（三）诗文的侵入与扩充
林谦之光朝《艾轩集》①卷五《读韩柳苏黄集》一篇，比喻尤确。其言曰：“韩柳之别犹作室②。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即余前所谓侵入扩充之说。子厚与退之以古文齐名，而柳诗婉约琢敛，不使虚字，不肆笔舌，未尝如退之以文为诗。艾轩真语妙天下者。《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林艾轩论苏黄之别③，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见此篇。（34页） ①《艾轩集》：宋林光朝（字谦之）撰，九卷，附录一卷。
②韩：指唐韩愈，字退之。柳：指南柳宗元，字子厚。
③《池北偶谈》：清王士禛撰，以所居池北书库为书名，二十三卷。苏：宋苏轼。黄：宋黄庭坚。
关于诗文侵入扩充的文学现象，焦循指为“诗文相乱”，确是浮浅之见。把一向认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为文的材料；把一向认为不雅的字句，组织成文彩斐然可观的篇章，钱先生认为说是“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金赵秉文深为“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遗憾，赞赏韩愈“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滏水集·与李孟莫书》），确是高见。这一则举林光朝的一段韩柳比较的说法，颇为形象。他说韩愈与柳宗元的不同犹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应占的面积，不敢有丝毫出圈，而韩愈则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愿，不管是否会侵占到他人的地盘。以诗而论，柳诗是按诗的意境来写，韩诗是以文为诗，打破诗文的局限。这个比喻很形象，将造屋的丈量面积，比作恪守文体的限制，与韩愈的开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这一则还引了林光朝论苏黄之别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他说：苏轼与黄庭坚，“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苏轼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黄庭坚如女子，还要修饰一番，也可以说一个畅达豪放，“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深奥莫测，犹如“隔帘听琵琶”（黄庭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风格迥然不同。韩愈“以文入诗”，他的《南山诗》、《陆浑山火》、《月蚀诗》等，都写得认真而洒脱，想怎样写便怎样写，本来古体诗在句数、对仗、平仄、押韵方面就没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缚自己的笔，《南山》中连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铺张的排比句，确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大胆尝试。韩愈力求标新立异，别创一体与他的侵入扩充之举直接相关，他的“以文入诗”对诗的发展究竟值不值得称道，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比如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电挟雷，撑挟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柳宗元也很看重韩愈的诗，每“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并称赞韩诗为“大雅之文”（冯贽《云仙杂记》）。而宋人陈师道却持不同意见，他说韩愈“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诗，故不工尔”（《后山诗话》）。沈括也说韩诗只是押韵之文，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清王夫之更讥讽说：“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姜斋诗话》）但是，不论怎么说，韩愈对后来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清叶燮《原诗》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又是宋诗若干大家诗风的鼻祖，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诗文侵入扩充之说，对评价古代作家和今日文学的发展，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它将引导打破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去评价古代作家的贡献，去正视今日作家对于新的文学样式的大胆尝试。
《谈艺录》读本（四）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
刘会孟论词①，与其论诗一揆②，若一反《后山诗话》评韩“以文为诗”、苏“以诗为词”之“非本色”③者。《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云④：“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也⑤。自辛稼轩前⑥，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轩横竖烂漫。乃知禅家棒喝⑦，头头皆是。”（362页） ①刘会孟：宋刘辰翁字，号须溪。
②揆（kuí葵）：准则。
③《后山诗话》：宋陈师道（号后山）撰，一卷。韩：唐代韩愈。苏：宋代苏轼。
④《须溪集》：刘辰翁撰，七卷。
⑤率雅颂入郑卫：雅颂是雅正的，郑卫是浮靡的，把雅正的词混入浮靡的词中。
⑥稼轩：宋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
⑦禅家棒喝：佛教禅宗祖师接待初学，常当头一棒，大喝一声，提出问题，促人觉悟。
这一则从宋代诗人刘辰翁论词与论诗采用同一个准则说起，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云：“文人兼诗，诗不兼文。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见《谈艺录》34页）这是说文人如韩愈苏轼可以以文为诗，诗人杜甫，诗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这里赞美韩苏的以文为诗，突破诗文的界限。宋代另一位诗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评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说明他反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主张保持诗和词的本色。刘辰翁赞美韩苏对各自采用的文体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讲到的侵入扩充之说。韩诗苏词均“非本色”，都不是诗和词本来所要求的样子，说韩愈以文侵入了诗，或是说他的诗扩充到文句亦可；说苏轼以诗侵入了词，或是说他的词扩充到诗句亦可，总之，他们都不恪守诗词本色的束缚，都有所突破。
诗与文的体制不同，诗有字句韵律的限制，散文就没有这些限制。比如韩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英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便是一首严守字句韵律的七言律绝。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流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八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光看这几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句式，犹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韵，几乎是散文了。
再说词和诗的区别，词多写儿女私情，诗可以写风云之气；词媚，诗严正，看《花间集》就可知道。苏轼以诗入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只看这上片，就有风云之气。所以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到辛弃疾之前，发展到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横竖烂漫”，屡屡用典，表现出更多的扩充与自由。辛弃疾的词或激昂慷慨，或温柔伤感，或议论畅达，或吊古伤今，正如刘克庄所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辛弃疾自闽中罢归，隐居瓢泉时写的一首《贺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令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