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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诗法》：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一篇，共分五篇，还有《诗辞》、《诗体》、《诗评》、《诗证》。
⑥张瘦铜：清文人张埙字商言，号瘦铜，有《竹叶厂文集》三十三卷。
⑦《传灯录》：亦名《景德传灯录》，宋释道原撰，三十卷。《建中靖国续灯录》，宋释惟白撰，三十卷，是续道原之作，所以称《传灯》两录。
⑧陶篁村：清陶元藻号。有《全浙诗话》五十四卷。怀让：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南岳禅师，本姓杜。居衡山般若寺。《传灯录》卷五：有沙门道一坐禅，“师问：‘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坐禅岂得作佛邪？’”
⑨神赞：怀让禅师第三世法嗣福川古灵禅师，居大中寺。《传灯录》卷九：“其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这是神赞受业后遇百丈和尚开悟后的话。
⑩道膺：青原五世，洪州云居禅师，本姓王。《传灯录》卷十七：“问：‘游子归家时如何？’师曰：‘且喜归来。’曰：‘将何奉献？’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师谓众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又曰：‘会么僧？’曰：‘不会。’师曰：‘不见道，无纵迹。’”
⑾《世说新语》：南北朝宋刘义庆撰，三卷，三十六篇，《文学》是其中篇名。
⑿殷荆州：晋殷仲堪，尝督荆州军事。远公：沙门释惠远，本姓贾。
⒀《即色论》：晋释支遁（字道林）撰。
⒁王坦之：晋中郎将，字文度。
⒂文殊：天竺人，即文殊师利，佛菩萨名，侍佛左右，深通佛法。
⒃达摩：天竺人，即菩萨达摩，梁时入华，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为在华禅宗初祖。
⒄《文海披沙》：明谢肇淛撰，八卷。《郁冈斋笔塵》：明王肯堂撰，四卷。
⒅刘尹：晋刘惔，字真长，尝任丹阳尹。桓宣武：晋征西将军桓温，字元子，谥宣武侯。《礼记》：汉戴圣记，亦称《小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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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严冬友：清严长明字，又字道甫。厉太鸿：清厉鹗字，号樊榭。厉诗句似见于《湖楼题壁》诗。
（21）欧阳詹：唐代诗人，字行周。
（22）指《随园诗话》卷四。
（23）义山：李商隐字。飞卿：温庭筠字。均为晚唐诗人。
（24）《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撰，二十一卷，《齐俗训》是其中篇名。
（25）玉璞：未治之玉石。角觨：古时刀剑鞘上的角饰。
（26）望溪：方苞晚号望溪。阮亭：王士禛号。均为清代文学家。袁枚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27）《新书》：汉贾谊撰，十卷，五十五篇，《连语》是其中篇名。陶朱公：越国范蠡归隐后称陶朱公。
（28）咫：犹则。
这里四则是讲袁枚论诗特点，多是袁氏自己并不标榜，他人也少有论及的。
一、袁枚认为严羽借禅喻诗，“不必首首如是”，“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古体长篇，则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大有使人眼花撩乱之叹，似乎用不到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小神通，因此，袁氏主张“相题行事，能放能收”，似乎写长篇无须有悟。他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并以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毛诗三百篇的事实驳难王士禛。钱先生指出袁枚对严羽以禅喻诗是“浅尝妄测”，因为无论天魔舞，还是花雨堕，都须悟后才能造得此境。严羽认为“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悟”这一点上，诗禅相通，诗人觅句，犹如释子参禅，故用作比喻，意在便于说明作诗须有“别才”，也就是诗亦非悟不能，悟后入门，无论写长篇或短章，都是根据诗的内容和诗人各自才情的不同而决定的。严羽才短，故偏重近体，如《沧浪诗话·诗法》谓“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五言绝难于七言绝”。其所谓难，是因篇幅愈短，愈无回旋余地，如五绝，除去首尾，仅有十字，确实不易把握。然严羽并非认为长篇无须悟入，也并非认为长篇无须神韵。至于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三百篇之说，更暴露出袁枚确实未懂严羽以禅悟“喻”诗仅在于言其相同点，均须有悟而后入，并非是说禅等于诗，故这里指为强词夺理。
二、袁枚不好禅说，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然《随园诗话》引白云禅师与雪窦禅师之偈，明明是禅悟，而袁枚又认为“颇合作诗之旨”；《诗话》卷二所谓“后来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亦分明是以禅说诗；《诗话》卷四引陶元藻谓作诗须天分，犹磨铁可成针，磨砖不可成针，所以说是别才，不是由学习而成。他的磨铁磨砖之喻，即怀让禅师的禅语。袁枚声称自己反对以禅语比诗，而又恰恰陷入禅喻之中，为什么呢？钱先生指出袁枚既不知何者为禅，也不知禅即非禅，说法虽然不同，而道理只有一个，所以也不知非禅实际上正合乎禅，并举引《世说新语》中对此早有过的议论，说明未有禅宗之前，早已有禅机，比如陶潜《饮酒》之五的“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句，是写在菩萨达摩未入中国之前，诗中即已充满了禅理、禅趣，诗人以“鸟倦飞而知还”，自比倦于做官而归隐，即景有悟，与禅宗的即景物有所启悟是一致的。
三、袁枚在《诗话》卷四载欧阳修讥元稹自注《桐柏观碑》，并说诗有待于注便非佳诗，这与他主性灵说有关。严长明吟厉鹗《湖楼题壁》诗：“水落山寒处，盈盈记踏青。朱拦今已朽，何况倚栏人？”谓情深可矣，而袁氏寻出处，产生错误，钱先生已指出。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五云：欧阳詹游太原时爱上一妓，分别后，赋诗以寄所思，诗中还有“万里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句，写他们千里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门，一在返福建故乡的路上，显然是“恨空间的阻隔”，与厉鹗“朱栏已朽”，追忆往昔的“倚栏人”，完全不同。钱先生指出苏轼的“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正是厉诗之意所本，可见袁氏对厉诗的理解有误。
四、袁枚谈艺立说，往往图一时之快，未加周密考虑，因此常出现前后所说矛盾之处，时有可商。这里举引《诗话》卷四中的例子，袁氏从一般意义上的贵厚贱薄，讲到诗的厚薄，认为厚者未必贵，薄者未必贱，而宜厚宜薄，以妙为主，并举例说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温庭筠似薄，“俱为名家”，似乎诗的厚薄不成其为评价原则，亦无贵贱之别、高下之分，其实不然。这里指出：以厚薄作为评价贵贱标准的，最早见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贵，角觨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异。钱先生说：“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又以袁枚所举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论诗的厚薄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诗话》卷六云：“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所言似有李逊于杜、苏轼逊于欧阳修之意。同卷引王文治语：“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其“薄”有“轻”意。卷二云：“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此“薄”便有“下”的含义。卷六论王安石又云：“诗贵温柔”，显然此“贵”有“重”意。所以说袁枚也是贵厚贱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这里钱先生还举引贾谊《新书》记范蠡论璧的一段话十分精彩透辟，证明薄墙、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旷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诗乃是有声韵可吟咏的艺术作品，正需要“旷日持久”，才能流传百世。
（2）
（袁枚）《随园诗话》记汪东山事①，疑亦本之《国朝诗别裁》②，正如其论马相如诗也③。《别裁》卷一汪绎条注：“殿撰于胪唱日，马上得句‘归计’云云。癸未假归，未十年卒，知诗谶之早成矣！”随园进而以无意之“诗谶”为“不寿”之“自知”也④。
《随园诗话》卷一四：“唐荆川云⑤：‘诗文带富贵气，便不佳。’余谓不然。”因举金德瑛桧门《郊西柳枝》为例⑥：“长是至尊临幸地，世间离别不曾知。”按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亦称桧门此绝⑦，谓其似义山《咏柳》：“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按咏柳用斯意者，唐以来数见不鲜。《花间集》卷五毛文锡《柳含烟》第二首⑧：“河桥柳，占芳春。映水含烟拂路，几回攀折赠，暗伤神。乐府吹为横笛曲，能离肠断续⑨。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⑩；第三首：“章台柳，近垂旒⑾。低拂往来冠盖，朦胧春色满皇州，瑞烟浮。直与路边江畔别，免教离人攀折。最怜京兆画蛾眉，纤叶时。”宋李质《艮岳百咏·柳岸》⑿：“牵风拂水弄轻柔，三月花飞满御沟。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宋诗纪事》卷四）。
“离别”、“攀折”见于言外。清人如严荪友《秋水集》卷五《万柳堂竹枝词》之二⒀：“问讯平泉金柳枝，陌头飞絮可同时？移根独近金茎露，不向春风管别离⒁”；厉太鸿《樊榭山房集》卷七《西湖柳枝词》之六⒂：“路旁烟态罥朱楼，长送行人千里游。愿作涌金门外柳，生来浑不识离愁”；梁山舟《频罗庭遗集》卷一《玉河柳枝词》之六⒃：“争向东风拜舞频，六龙此日度龙津。生来不解销魂事，只送銮舆不送人⒄。”皆亦早向义山夜半传衣，或与平珪梦中神遇矣⒅。然宋之问首拈此意以赋莲花，《全唐文》卷二四载其《秋莲赋》，有云：“御桥之西，玉池清冷，红蕖菡萏。谬履扃闼，自春徂秋。见其生，视其长，睹其盛，惜其衰。得终天年而无夭折者，良以隔碍仙禁，人莫由窥。向若生于潇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吴姬越客，郑女卫童，芳心未成，采撷都尽。”移以咏柳，可牵合攀枝赠别一事，遂饶情致矣。（《钱锺书研究》25—26页） ①汪东山：清代作家汪绎号。有《秋影楼诗集》九卷。《随园诗话》卷十四：“汪东山绎，精星学。自知不寿，自赠云：‘生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
②《国朝诗别裁》：即《清诗别裁》，沈德潜编，三十二卷。
③马相如：清代诗人马朴臣字。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论及朴臣。
④汪绎《庚辰胪唱日赴顺天府宴，马上得句云：“归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归舟试笔，忽忆前语，遂足成八绝句》，诗题中二语见该诗第七首，是自己表明淡于宦情之意，并非“自知不寿”，而袁枚将‘归计”改为“生计”，遂指为“自知不寿”，可见其妄。
⑤唐荆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