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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促进思维的器官衰退了。更何况无所用心毫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指标……
他回答一位抱怨没有时间考虑问题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捎带提一下，他在很多方面还多亏了这位年轻人）说：
“……没有时间思索的科学家（如果这不是短时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个毫无指望的科学家；他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他最好放弃科学……您现在已经是一位博士了，有着崇高的地位，您已毋须匆匆忙忙，应当设法对自己有一个了解。您到底给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您提出了目标——想在科学领域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果，那么必须把思考的时间留出来……伟大的卡·冯·伯尔以《观察与思考》作为自己著作的题目，可是在当代著作中，观察极参，而思考却往往极少……您的哲学见解（与大多数生物学家的哲学见解雷同），处于某某（当时写了一系列毫无水平的生物学论文的一位作家——作者注）的生物学见解的水平上：结果是两种——不仅是完全的无知，而且是教条主义地肯定实际上属于迷信的东西。科学家可以不可以忽略哲学？可以。但他就无权援引哲学论据了……请您安排出时间来考虑一下您现在认为无可争议的东西，在您尚未补上这一空白之前，别去写什么畅销的书籍，要么干脆放弃进化论学说，因为在您不可能思索的情况下，显然您对此是无法胜任的。”
能不能用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他这个人呢？一般用什么来评价人度过的一生？用他带来的益处来衡量？人才比庸材带来的益处要多些？那天才当然要比人才还要多些！但是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杰出的才能，又有什么罪过呢？而有才华的人又有什么功绩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多于中乘之材。然而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这个人本身。
柳比歇夫不是一个天才；天才永远是那个总其成的人。一种事业，总有许多先驱者为之献出智慧，最后轮到一个人来完成它，这个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对柳比歇夫发生兴趣，正由于他不是天才，因为天才是无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适合于让大家来赞美。至于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了这个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尽管他并没有制造任何秘密，他批驳了认为他有过人的工作能力的说法。
除了时间统计法之外，他还有几条守则：
“1．我不承担必须完成的任务；
2．我不接受紧急的任务；
3．一累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
4，睡得很多，十小时左右；
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这几条守则不可能要求别人去遵守，这几条守则是他个人的守则，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特点拟订的：他好象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点，在研究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
他几乎从未抱怨过自己没有时间。我早就注意到，善于工作的人，时间总是够用的。不，最好还是用另一种说法：他们的时间要比别人多些。我不由自主地记起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杜布尔塔如何长时间地散步，津津有味地讲开了他自己有趣的小故事；他似乎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不来去匆匆，从不说自己忙，然而他却比我们任何人都干得多。什么时候干的？不知道。
象柳比歇夫这样的人，似乎同时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谁也猜不透的关系。这样的人无所畏惧地面对这位贪婪之神。
人们经常敌意地对待时间。空间、物质—一这些东西都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驯服。时间却始终那么放荡不羁。自从人类窥见宇宙深处，听到计算几十亿年的宇宙时钟的滴答声，看到银河系会如何崩溃时起，时间就显得更加可怕了。
柳比歇夫对待具体时间的勇敢精神使我大为惊讶。他善于捉摸具体的时间。他学会了如何同跳动着脉搏的、正想溜走的“现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数的、日益减少着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长时间，紧紧挨住它，尽量做到不无故浪费时间，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对时间就象对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粮那样重视。“消磨时间”——这是不可能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念头。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宝贝。时间是进行创造的时间，认识事物的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他对时间满心崇敬。原来，一生完全不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腾腾的。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一生的时间是极长的时间，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个够，可以读大量的书籍，可以学会好几种语言，可以出门旅行，可以饱听音乐，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乡下居住，也可以在城里居住，可以栽培花园，可以培养青年一代……
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
我们好象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干扰、借口客观条件而认为不适用。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互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借口是怎样在削弱和腐蚀我们的灵魂……我想以我的一个朋友来作为反面的例子。他曾经是一个满不错的科学家，后来又担任过一个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长。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个作家类似的遭遇，随即又联想起另一个作家。职务确实剥夺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妨碍他们进行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这些客观情况的制约。他们都幻想能摆脱出来，并经常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大干自己心爱的工作了，因为拨冗是很难写出书来的，更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终于摆脱出来了。每个人都盼到了这么一天。但很快发现，他们谁也不能工作了。他们长时间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们寻找客观理由，也就是寻找新的职务，拖延时日。避免摆脱职务，尽管他们曾反复说起过要摆脱它，还可能曾反复争取过。第一个人开始狂饮，然后自杀了。第二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就销声匿迹了。第三个人……其他几个还活着。
柳比歇夫经常称自己是倒霉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尽情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许他明白，主要的并不在于成果……
他不去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钻营，不到编辑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讲情求告……他舍不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门和喜庆活动。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却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写信。我不谈结亲友们的书信：不管这些信写得如何详细，内容如何丰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务方面的书信和学术信札。学术信和中，有的长达十页，有的甚至二十页、四十页，密密麻麻，用打字机打的。在这些信里，他对寄来的学术报告和手稿提意见，评论书籍，对各种论文进行分析。向他请教的，什么问题都有！不管是关于泰雅尔·德·夏尔顿、通灵术、机体适应问题、开天辟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虫的名称、戏剧、人口学，还是抹香鲸……都来征求他的意见。
随便拿一年来说明他通信的数量吧：
“一九六九年。收到四百十九封信（其中九十八封来自国外人共与二百八十三封信。发出六十九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对象有研究所、学会、院士、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农学家……，他的某些书信简直写成了专题论文和学术论文。有些书信，例如同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同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亚勃洛科夫、同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同莱姆·巴朗采夫和同奥列格·卡列宁的通信几乎就是学术述评、学术对话、学术辩论，可以结集出版。
仅就柳比歇夫用硬纸封面装订成册的几卷厚厚的学术信札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当代自然知识、哲学、历史、法律、科学知识、伦理学和其它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百科全书。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么搞的，竟然能写这么多的书信。而柳比歇夫身处现代，还在从事这一行将过时的行当，则尤其令我惊讶。
他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写信的原则。每个月他都订一个计划，计划好给谁复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编上号码，打上复不复的记号。
“紧急的书信，我立即答复，其它的书信，则暂缓作复。在写重要著作时，除紧急者外，一切书信都搁置一段时间再作回答。
“但这里有人说，必须回复一切信件，还得马上回信，据说这是礼貌。当然罗，在当今用古代颂歌风格写的名人传记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备受表扬。诸如显圣的尼古拉的传记就写到了一种美德，说此人一出世，就笃信宗教，因而每逢斋戒的日子，他就拒绝吃母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义务都应当经过双方同意。我认为，不管是在官方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众所周知的起源于柏拉图的伟大的缔约思想，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任谁都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答复自己的信件，复信往往是由于通信双方协议好的，或者出于关怀（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复每一封信，因为我的书信来往，数量适度，从中我得到一种满足，还因为通信不但并不妨碍我的基本目标，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达到这些基本目标。”
读他的信，能得到一种特殊的享受。他的书信显示出他的博学多才，他的才华使他能够完整地看到这个世界。遥远的、外国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东西，在他眼中经常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能拼成一幅统一完整的图画。他能给每一件东西找到它的位置，并且能教会别人如何去恢复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么舍得白白浪费这么宝贵的财富呀！不将它用于公共事业，而去用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往往还是他不太认识的。他的某些书信完全是现成的文章，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书信则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虑和观察所得，分赠他人，而且把这件事做得认真、详尽，似乎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是给他指定的工作。这样，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分心旁骛，写上几篇关于历史的文章，那毕竟还是文章啊。这可是私人通信，对方看过，就算完了，别人谁也不会去看。
这又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种矛盾。一点一滴地扣下来的时间，一下子都浪费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