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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信中，我觉得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您感到自己沉默不语是一种病，感到沉默不语实质上就是病因。这是男子汉的一种出色的美德……我看到，与我们女子比，男子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良知。他们如果不能针对科学或艺术说出良知要求他们说的话，他们往往会生病，甚至还会送命。”紧接着又说，“……但要知道您对科学还负有责任（更深一层的社会责任），它要求您在显微镜旁坐下来，写科学论文……，存在着两种职责：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某门科学某一分支的状况所负的责任。我不信，第二种职责就比第一种更为重要。是第一种职责在起决定性作用。正是第一种职责——发明、重大事件、发现——排除了第二种职责。”
友好们的意见归结到一点：科学家的工作应当去解决自己直接担负的任务。他们认为，学术批判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只起次要的作用，“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策略、政治，而不是学术争论。这些问题应当让党和政府去管。”
担心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是明智和有远见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曾不得不民研究所领导发生冲突，并被迫退职。后来他的正确性总算得到承认，又被召了回去。再过若干年，在那正义必然胜利，恶行照例受到惩罚的美好的将来，一切都好办，但眼前，人人都可以向他提出：瞧，结果怎么样，值得这么做吗？
尽管离开了研究所，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稿子写完。如果他去合乎逻辑地考虑一番，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犯不上为了这项工作引起这么些不愉快的事，犯不上为了它分散搞主要任务的精力……除非出自公民的良心。这倒可能。不过良心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似乎绝对不能同理智相容，不是吗？而且他的良心也由于自己撇下了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备受折磨。他老象是在诸事假，向自己心爱的工作请假。这是为了什么？为真理而斗争？可这并不是他的使命，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探求真相的，并不是探求真理的。真相更为重要……而真理更为需要……，到底他必须如此还是不必如此。到底他应当这样还是不应当这样。他的良心碎裂了。他感觉到这一痛苦的矛盾，感到了在介入争论和发表意见的职责与自己一生主要职责之间发生的剧烈争执。他明白，他撇下心爱的事业不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牺牲自己。实际上，他牺牲了自己的时光。他无法两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的一生是无休止争执的一生。内心的争执使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邪恶更加敏感、更加无法容忍。这无休止的争执培育了他的道德。当一个人意识到历史是由他，也是为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能胸怀全世界。能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民责任感。他对季米里雅泽夫能把一个科学家对纯科学的忠诚与对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如此崇敬，这决非偶然。胸怀全世界，这是从属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感觉。
在地仰慕的人中还有爱因斯坦、凯普勒、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就是说几乎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在列奥纳多身上柳比歇夫赞赏他不承认教条、不承认有什么权威。柳比歇夫还赞赏他从数学上去看待形形色色的现象。列奥纳多是相信宗教的，但柳比歇夫发现宗教并未使列奥纳多消极，一反而推动他去进行创造。列奥纳多的伦理思想如同马基雅维里在这方面的思想一样，丝毫没有使柳比歇夫感到不安：
“这种思想令人感到不道德仅仅是由于新的伦理令人感到不道德。事实上，这仍旧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崇高的伦理，用理智来解释道德。”
柳比歇夫通常对理智评价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却缺乏理智，不善于算计。他的自觉纪律还是生效的，不过在结账时，往往会发现他的花销是他绝对支付不起的。
天哪，对于嗜癖和精力分散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谁能说清楚“人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何知道人应当是怎么样的呢？要是做不到集中精力，又该怎么办呢？请回想一下牛顿精力分散的情况。牛顿认为《评先知达尼拉的书……》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创作。他花费了根多时间在神学的著作上，要说他白白浪费时间，那是再容易不过了。某些历史学家善意地为他遗憾。实际上，他的宗教观点同他的科学观点协调一致，甚至相互作用。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在他写的出色的牛顿传中指出了这一离奇的特点，而在他之后，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顿在解决万有引力定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有东西来填补宇宙空间。他就用上帝来填补了这空间。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释万有引力。对神学的研究似乎反而给他带来了好处——这正如凯普勒对占星术的迷信反而促使他创立了潮汐说的正确理论一样。
但愿你能知道，
诗句可从糟粕中寻找，
不需要害臊。
占易术吸引住了凯普勒，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碍着他了吗？什么是主要的，什么又是多余的？该由谁来对此作出判断？譬如，瓦格纳把自己的诗篇看得比自己的乐曲还重。如果他是正确的，写诗确实帮助他去作曲，因而他把诗篇看成是比一切都珍贵的东西……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分心旁骛对柳比歇夫有帮助……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九六五年，他忙于研究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他照了几十张、几百张花纹的相片，最终写成了《论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一文。
这一条小品文式的标题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虽然这是讥笑他再好不过的口实——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想从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中汲取学术思想啦！
从这众所周知的现象中还能搞出什么新名堂来呢？谁没有欣赏过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来的毛茸茸的灌木丛？哪个人都能发现这些图画同植物、蕨类、树叶和木本类植物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
问题在于这种花纹和人们对这种花纹的诧异己历时几百年，观察的次数不下于亿万次，因而不见得还能在这方面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美妙的冬日，有一个人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未这么观察过的角度来观察玻璃窗上的这些花纹。他并不是发现了相似，而是发现了相似的规律性。他至多只向前多迈了一步，从大家看过后满意地停下来的地方向前多迈了一步。相似的规律性，也就是自然体系中结构和协调的普遍规律，现在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了。柳比歇夫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写道，在这篇文章中，柳比歇夫提出了科学中两个新的部类：相似理论和“不占空间的对称式”的理论。玻璃窗上的花纹突然出人意外地补充了柳比歇夫所描绘的世界。为了描绘这个世界，他到处收集材料，从最普通和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收集材料，他终于获得了新的和更为深刻的理解——于是平凡的变成了不乎凡的。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最不起眼的东西可以成为发现的源泉。
索菲娅·科瓦列芙斯卡娅是从事陀螺——一种孩子的玩具——的研究的，她从新的角度解决了固体旋转的课题。凯普勒应酒商的要求开始计算酒桶的容量。他的著作《酒桶的新测体积学》包含了无限小分析的开端。坎托尔对三位一体进行反复思索，从而创造了自己杰出的论述——多数论。是否从纸牌游戏中产生了当代竞争角逐的理论呢？……
责备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友好们，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读他的“不相干”的著作。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正好是他分心去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往往出人意外、引人入胜。它们经常揭示某些东西。例如他对论阿蒙德森的那本书的评述或对施利色堡的囚徒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文集的评述，他关于维尔高尔《人或兽》这部长篇小说的思索，都莫不如此。他的专业性的著作我看不懂，我看得懂的正是这些一般性的著作。…或者是包含在他专业性著作中的那些一般性的东西。在他那些专业性著作中，通常有涉及历史和哲学之处。例如，你只要读一读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多数和单数》那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那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了关于其它星球上的生命的问题、发展理论的问题、天体生物学的问题、控制进化过程的规律的问题，阐述了恩格斯和列宁如何理解进化论……
谁能说得准，在柳比歇夫所写的著作中，能永世流传下来的是什么，是普及的哲学著作，还是学术研究著作？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一个问题，他按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失败还是胜利
你自己不应去注意。
不，应当注意……
允许诗人作的事，不一定允许科学家去作。决不允许他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他必须分辨结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工作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到底是失败还是胜利。柳比歇夫创造并不断修订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节约时间，都不是为了以后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入迷的事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破坏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时间统计法没有能控制住他，没有进行抵制。他的时间统计法象过去为他的长处服务一样，开始驯服地为他的弱点服务。
……但如果柳比歇夫从某时某刻起，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工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渴望对激动他的事物作出回答，这已成为他出自天性的要求。为什么他就应当强行克制自己？他想尽可能充分地把自己理性中的各个方面，把所有激动他的东西，体现在自己种类繁多的著作之中；有时他认为道德问题比学术问题更为重要，因而他不能撂在一旁不管。
是倒确实是这样，但又该将什么称之为散漫和精力不集中呢？
一个作家，当他创造的主人公开始违反逻辑去行动的时候，那他是会感到满意的。本来应当这么干的，但出于感情的支配，突然干出了连作家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事。主人公的行动完全不是出自周围环境的支配，但同时在人情上又是说得通的。在这种场合，虚构的人物接近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并以其身上的矛盾令人信服。
可是，同一个作家，一旦发现他所熟悉的人作出了一些他不太理解的行动，他一定会去探求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作家要描写这个人，或者描写某个历史人物，那他更要千方百计地去探索那个人的行为的起因和动机，并竭力把这些起因和动机阐述得十分准确和合乎情理，也就是想把所有的矛盾都消灭干净。
我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也正是这样。我非把他的行为阐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问题在于我头脑迟钝，知识不够渊博。
可能，我没有估计到他外向的气质；可能，他试图通过历史、哲学来表达那几年中我们都感兴趣的事物。这就是他对伊凡雷帝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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