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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
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４０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１２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１２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３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
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４０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还好奇地打量着我，有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但更多的人是想看热闹。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工作。第一场还没排完，我就感到了极度的精神疲劳。
就在我几乎快到精神崩溃之际，我忽然注意到，那位年轻的布景美工阿辽沙常常用充满忧郁和爱恋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感觉好多了。以后排练时，每当我那位老来俏罗密欧再当众跟傻丫头朱丽叶调情时，我便看着阿辽沙，这样一来感觉就会好些。
有一天排完戏后，阿辽沙还不走，他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常他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走开了。可他还是每次排练都来，自始至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到了首场演出的日子。演出相当成功，当地的领导们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席间，男主角宣布他要离开我，与他的朱丽叶结合。他真够可以的，选这样美好的场合来解决家庭纠纷。我伤心透了，宴会结束后便和阿辽沙一起绕小城漫步，然后回到他在剧团里的那间小屋，跟他过了夜。此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感到这种做法对我丈夫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也有好处。再看见他时，就不那么伤心了，再看看阿辽沙，感觉更好了。
一天阿辽沙问我：“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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