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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１９４４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奶奶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奶奶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奶奶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奶奶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奶奶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