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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
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是意识形态。你只要一反驳他，他就对你发动猛烈的政治政势，而且没完没了。
我们车间有个技工，是个老姑娘，名叫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战争年代曾在前线当过护士，受过勋，而和平时期，她的作风是大胆和独立。支书早就想开除她，无奈车间的生产要依靠她，厂方对她评价很高。这个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见工人们讨厌支书，甚至许多人开始调离我们车间，所以她决定支持工人，帮他们摆脱那个恶魔。她首先与最要好的工友达成了秘密协议，因为他们率先支持她，尔后其他人也纷纷响应，她的计划，就是把支书搞掉。
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周围是椅子。尤丽娅同工友们商议，决定提一个富有“首创精神”的建议：每人都把这第一次奖金捐献出来，塑一座列宁像来取代喷泉——以感谢党和国家今后的每次奖金。
我们都热烈期待着车间年会。通常宣布开会时，工友们，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逃避。会议常在工作之余召开，为了防止不自觉的的工人逃会，他们在开会期间总要把大门锁上。但厂内还有几个小门，女友们往往会从这些小门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队买食品。但这次开会大家都到场了，他们都想看看尤丽娅发起的反支书活动怎样收常虽然大家的钱都不富裕，这点奖金也不至于撑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书，大家都不会吝惜这些钱。况且，无论如何，车间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剥夺过一些钱。他还曾给队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凡是违反纪律者都要惩罚，不许漏掉一个。所以，工人们无所失，技术员和队长很明智，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受的气也太多了：以前他们负责生产，现在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听命于支书。
会议终于开始了。车间主任上台公布了所有有关我们的数字：计划、超计划、超额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等等，然后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书爬上讲台，开始讲他的老套话：党如何关心所有的工人，给他们发年终奖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觉……如此等等。
支书讲完后，尤丽娅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复着支书刚才所说的一切：党……政府……政府……党……事实上，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到来——听她给我们讲这些老套话，我们都感到吃惊，担心她最后说走了嘴。她不停地讲啊讲，还不断盯着门口和手表。支书是会议主持者，他用铅笔敲桌子，说：“时间，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她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点了下头，继续说她的，这次说的全是引的列宁的话：“正如列宁所说，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支书叹息了一声，他毫无办法：他不敢冒险打断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宣讲列宁语录的讲演者。
尤丽娅正大谈列宁时，门开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严肃地走进了大厅，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厂报编辑。编辑赶忙走向支书，弯下腰来同他耳语几句，其实大家都能听到：“从《真理报》来的。”
支书大喜，哈腰示礼并张开双臂说：“欢迎。欢迎。”
同时他示意尤丽娅停止演讲。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大声宣布：“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们车间的一伙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决定，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们谢绝第一次奖金，用这些钱在工厂公园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像来取代喷泉。”
这么长时间，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整个大厅里欢声雷动。尤丽娅稍停了一下，掌声过后继续说：“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厂领导，首先是我们尊敬的支部书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支持。”
她转向主席团，微笑着邀请支书站到她讲话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您的答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团有一半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早已知道尤丽娅的主意。另一半，支书的好友们觉察到了他的不悦，开始耸耸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们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到台上，开始说：“我不知道谁批准了这一独立活动。谁允许了这个轻率的首创？谁批准了？党支部不能支持这个不成熟的首创。首先，我们必须与同志们讨论，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之后，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团负责人，提前已知道这事。他说：“我感到惊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没想到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会这么做。您所说的‘独立’是什么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创一定是独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编织而成的，像有时还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共青团员完全支持车间工人们的首创精神，此外，我们准备承担为列宁纪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务。取代官僚主义的喷泉的不朽的列宁纪念像万岁。”
这一通胡言乱语充满火药味儿，但会议需要它，大家都笑了，为他鼓掌。支书已不可能再葬送这一首创精神了。他个人的钱危险，他的奖金，还有他搜刮来的钱，都够危险的。
站在他旁边的记者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