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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洞穴，只有一张床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快把你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我拿出一根香肠，一些奶酪和三只橘子。“给。对不起，我就这些。”
“噢，多谢了。我只希望你在别的方面更慷慨些。”
他们喝酒，而我只要了杯茶。我们各喝各的。他们谈着他们的事，我想着我的事。但一种不祥的感觉悄然而至。
他们喝完了一瓶，卡车司机说：“我们睡吧，完事以后再喝另一瓶。那夫人大概就健谈了，可能还会咯咯叫着要吃东西。”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门前一脚把门踢开：“今天我们玩玩上流社会的花样。夫人，请脱衣服躺下。”
我走进去，只见有一张床，便问：“那你们去哪儿睡？莫非这儿还有别的屋子？”
“干吗那么奢侈？我和斯特巴轮着来，我们平常都这样。”
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强奸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
“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恕Ｇ『孟鲁岛笥辛礁鋈俗咴谖液竺妗：芎茫业ゴ康叵耄庋揖筒缓ε铝恕Ｗ詈蟪瞪舷吕吹牡娜硕家阉南律⑷ィ皇Ｏ挛颐侨鋈恕Ｋ巧踔廖饰乙灰欠鲎盼易撸悦馕冶话淼埂�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洞。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