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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燕来说：“喝酒事小，我同小燕都是你们掰着手教出来的。乍离开，情感上热火火的，工作上，也摸不着多少法门。”
小燕插话说：“说是常联系，总比住在一块说话的机会少多啦。今天碰上我的好日子，杨叔叔，你就再教导教导吧！”
杨晓冬说：“我到内线来了很久，受到你们兄妹的帮助很多很大，趁着暂时分手的时候，我愿意说几句：旧社会里，朋友分别的时候，讲究富者赠钱，贫者赠言，我们今天的同志关系中，也可以赠言（不是单说吉利话），这叫提供意见，搞搞思想，或者说是政治上的帮助。
“刚才燕来说，工作上摸不出经验，没有多少办法，仿佛离开直接领导就不能工作似的。我看不是这样，工作上你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我看主要是个思想问题。不要认为敌人内部工作很难搞，任何敌人，任何机密，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或通过人办的。凡人都有弱点，都会犯错误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组织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也要提高警惕、纯洁组织，即使这样，敌人仍是到处钻我们的空子，利用我们的麻痹与官僚主义。）而敌人的弱点和错误更多，我们有真理有群众，再密切依靠党的领导，开展工作并不是很难的，问题在于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克服对于这一工作的思想障碍。
“我认为一个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意图办事，不能把个人的兴趣爱好摆在党的工作前面。党指派我们搞内线工作，内线工作就成了我们的职业。干这一行要安于这一行，钻研这一行，热爱这一行。有这么一类人：他干一行怨一行，干十行怨十行，象个跳窝鸡似的，找来觅去，哪里也不下蛋。也有这流人，把自己的工作看的金玉为贵，把旁人的工作看的粪草不值。这些人头脑里，充满了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都是革命事业嘛！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你不愿意作的难道旁人就愿意？张小山说到外边至少当个排长，到内线照常当个兵。这看法对吗？燕来同志，你同意这个观点还是反对呢？要检查检查，我觉着你也有些不愿意回去，有些挑拣工作，挑‘光荣’和‘体面’的工作。你们都熟悉省城的奎星阁，去年燕来还爬上去散过传单。奎星阁的外面画栋雕梁是够好看的，可是，你们想过在画栋雕梁的里面有多少零砖碎瓦填槽吗？没有大量的零砖碎瓦，奎星阁是建不起来的，建起了也要坍塌的。我过去对你们说过，不但内线是不出名，我们党的很多工作，对某些工作的个人来说，同样是不出名，是无名而又要安心去作，并且作的很好，这正是党员的党性，也是党员品质高贵的地方……”
银环插话说：“反正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兴许，内线工作中真有牺牲了性命，组织还不知道的哩！”杨晓冬说：“假使真有的同志，他为党牺牲了而党不知道，甚至人民也不知道，难道这就降低了这位同志的牺牲价值？难道革命事业里就没他的这份功劳？何况，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不会有，不会有呀同志们，你的父亲，你的姐姐，我的母亲，他们的血是白流了吗？我们会忘记他们吗？人民会忘记他们吗？我们不是在继承万千牺牲同志（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留下的事业吗？……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牺牲的同志有知，听说我们当中有人又要名誉又闹地位，又不愿意干不出头不露面的工作，他们将会表示什么态度？自然我这段话不是指燕来讲的，因为燕来同志没谈过什么名利地位，但也应该早作警惕，免得感染上这种毒菌。”他讲完看着他们兄妹的表情。
小燕低声说：“我没有意见，我一定听党的话，回去好好帮助哥哥工作。”说完她小心翼翼地凝视着哥哥。
哥哥沉默了半晌，猛然站起来，把一缸酒递给杨晓冬，一缸给了银环，又把瓶中剩的统统倒在自己缸子里，他手哆嗦着举起杯来，说：
“杨叔叔，银环同志，你们要信的过我，请先喝酒！”
在这种诚恳爽朗又豪迈的同志友情激动下，杨晓冬银环各自呷了一口；韩燕来端杯一饮而尽，把杯一推说：
“我全部接受党的教育，坚决克服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一切想法和作法。咱们吃饭吧，饭后一抹嘴头，我们马上就回去！”
一九五五年春日动笔
一九五八年秋天写成
一九六○年春天修改
重印再记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江青一伙禁闭了十年之久，随
着“四人帮”被粉碎，它也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当时我写了重印记，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招摇撞骗，拉帮结伙，包藏祸心，阴险卑鄙，残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将军老干部，残酷的迫害文学艺术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国家瑰宝、民族干城和党的精华的好同志，以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所谓罪名，把他们放之以边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监牢，最后置之以死地。同时将其宗盟党羽委之以重任，让没有军事韬略的掌兵权，没有知识的管文化，只要是长着脑袋的亲信，一个个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们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想登基做女皇帝。她这人的品质恶劣到叫人吃惊的程度。她刚说过的话，一转眼便不认帐，说她从不会说这样的话。过几天她竟把记录在案的话，说成是敌人造的谣。一九六七年夏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剧照搜集起来上送北京，要交给她本人，说这些剧照在群众当中借阅影响不好。对此她是点了头的。事情没隔多久，不知甚么原因，她忽然公开大叫，说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为数达几箱之多。为她这件血口喷人的无聊之事，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为此兴师动众，忙碌奔波，先把一个稍微与此事有点牵连的人投入监狱，另一个与此事毫无联系的二十岁的青年，也因此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扩大株连，只好暂行罢手。但她绝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几个月后，她终于无中生有，巧立名目，说文艺界同当时其它界一样，也出了个甚么叫做“５·１６”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与台湾勾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家族亲友多人受到这个魔鬼名义的株连，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诉并以人格党性作保证，说我从未看过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连那捆东西存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这些，为泄毒氛私愤，殃及池鱼，将我苦苦轮番批斗两年并投置监狱共达八年之久，比整个抗日战争还多两个月。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查明了所谓反革命“５·１６”的问题纯系叛徒江青一伙对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这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急迫地拿起笔来，想在虎口余生里为青年同志们写一点读物。
江青的文艺观也是极左的。她主张改变原《白毛女》中有关杨白劳的形象，要杨白劳这位善良的自认命苦的佃农，挥起扁担与地主决斗。在京剧《沙家浜》里，她主张改变以阿庆嫂为核心人物里应外攻的原结构，反宾为主，使郭建光和阿庆嫂各自为政，形成两将军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原剧风格的统一和艺术的完整。她借口戏剧革命，借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只允许编创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题材。当时有一个以“红灯照”为题材的剧本让她去看，她竟说根本没时间看这些旧的题材。这就是说，从武王伐纣到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连五四运动的历史，都在她的极左观点下被排除了。因此我每每说，当前创作上某些自由化倾向的出现，除却其它因素和条件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对“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的不满和惩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行不通。因为自由化无非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工农兵和广大知识分子都通不过。其实搞创作的绝大多数人中，都不反对党的领导；都拥护并要求党来领导。要点在于领导得好；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办事。要设法消除文艺界存在的营私和派性，公平对待老中青文艺工作者；按照具体情况给创作者以生活和写作的条件；最后用各种好的手段使社会上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近几年，我深深感到生活对创作特殊需要。我的弱点仍是生活底子薄。前些日子为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往返三千里，访问了几十个人，这样写起来才感到有事可叙，有话可说，也深深感到现实主义特别重要。不扎根于现实生活，一切理想或浪漫都将成为子虚或画饼。我再重复说一遍，现实主义实在可贵，我国已往的大作家大手笔们，对所描绘的事物非常熟悉，写起来一丝不苟。他们理想和浪漫不是凭空制造，不是虚无幻想，多是从踏踏实实的生活基础上，涂了浪漫主义彩色的。
一个作家面对政治环境发言，面向社会生活说话。说出来要亿万人听亿万人看，中国人看，外国人看，甚至后代人也世代流传着看。这可不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大事。不能轻浮儿戏，不能率尔操觚。作家要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祖国，要对生活忠实，说老实话说良心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反自己心意的话。我在前个重印记里说过违心的话。说什么跟随“英明领袖”新的长征之类的话。都怪自己头发白了见识浅，人云亦云，今后应引以为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确实令人振奋。百花齐放不是假放是真放。十七年的或更早些的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作品不是都重新放了吗？某些过去被错误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的，不都一一恢复了名誉甚至受了奖吗？近年来长中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戏剧舞台丰富多姿，电影电视片载歌载舞连袂登台，其中相当多的影片为广大群众喜闻乐道。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收获，也正是在党领导下的丰硕成果。
提笔写点东西，成了我的习惯和受好。只要健康情况许可，我不肯放下笔。几天不动笔，吃饭不甘，坐卧不安。
我将为工农兵商学各界广大男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