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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姑娘们爱美而不肯戴口罩，得矽肺的多是她们。二楼和三楼都是喷花车间。一条长长的巨型桌案从车间这端通向另一端，几十名工人对面坐着，用喷枪把各色浆液喷在城花上，色雾也象绒毛那样乱飘，于是这二三楼就成了色彩世界。桌案上、衣服上、地上、墙上、手上、头发眼毛上全都花花绿绿，真象当今舞台上时髦的那种五颜六色、变来变去的灯光“效果”，有时弄到脸上就象戏里的小鬼儿。四楼上搞丝漏浆印，虽然看上去整齐得多了，人也少，可是制版房里喷漆稀料的味道专往人鼻眼儿里钻，再加上制版用料含着容易发挥的苯，引起苯中毒。厂里几次开会，大张旗鼓地叫喊要把绒毛、色雾和苯这“三害”从这座楼里清除出去；然而，不少头头似乎习惯了这种用“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凡是靠运动这股猛劲办不成的，过后反而无人过问。“三害”顽固地存在，厂里唯一能拿出的办法是每人每天两角钱 “有毒作业补助”。没有补助倒也罢，这两角钱却引得人们去想：谁愿意为这两角钱找病？没病装病倒不错，可以到兰燕那里弄几天假，回家干点私事，但谁也不想真有病。人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有个硬梆梆、经得住折腾的好身体……这就是旧厂房全部内情了。楼梯走廊上全是绒毛、破布头和草绳。楼外的大篷里堆满没拆包的原料布匹和包装成捆的成品。看上去，这座楼就象一只正在装卸货物的破船。
这老厂房对面，竖着一幢漂亮的新厂房。红砖、青瓦、白水泥抹得见棱见角的窗户框，上下六层，十分爽眼。这是七年前厂里恢复工艺品生产时，外贸拨款资助盖起的一座新楼。厂里从旧厂房选出几十名年轻能干的工人自然又都是与头头们有着各种各样瓜葛和裙带关系的人，分成三批，一批去营口学习羽毛画，一批去大连学习当地精熟的贝雕技艺，另一批人跟随重金请来的两位老画工学画粗糙而地道的仿古国画“苏州片子”。自从尼克松来中国，外国闹起中国热。从长城故宫到熊猫，以至泥胎的小花脸和月饼模子，一概惹得外国人眼珠发亮。一百年前，不少外国人靠着中国古董发财，外国人脑筋并不灵活，这次他们抱着原先那种旧成见和新的神秘感，竟把所有没见过的中国玩意儿，不分良莠都当做宝贝，这就使国内的工艺品厂发一笔洋财。这座楼也就应运而生，楼里生产的东西招人喜欢，它成了厂里向外炫耀的资本。不知哪来一个奇怪的逻辑：凡是唬住外国人的，也就唬住自己人。于是这楼里的工人们给人的感觉不一般了，个个身穿平平整整、没有皱折的白布大褂，手洁脸净，进进出出，比大医院的医生护士还神气。这帮人也算转运了！干着最轻的活儿，练的最拿人的本事，互相打趣还称什么“艺术家”！一幅画，动辄卖几百上千，等于喷花车间几十个工人千一天的。而且，这两年前楼植绒浆印的工艺陈旧，植绒不牢，浆印怕洗，砸了几家国内的老客户；广州那边的彩印床单图案新颖，价钱也便宜，不声不响地在广展上把和他们保持多年关系的外商全拉走了；多亏生产供销股长王魁生拉硬扯，拆东补西，使尽全身解数，才使前接的生产没垮下来。但是，究竟是一个月只有半个月的活，楼里三百号人只能慢慢腾腾地磨洋工，如果一努劲儿，跟着就没活可干，该睡大觉了；只能这样有气无力地维持，时赚时赔。这么一来，“后楼养前楼”的说法可就沉重地压在前楼工人们的身上了。两座楼一新一旧，一高一矮，遥遥相对。后楼好似一群高等精神贵族，前楼却象一伙吃闲饭的食客，脑袋也抬不起来。唉，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哪！
身子没翻过来，压在上边的东西竟然渐渐变轻了。市场的变化谁也控制不住，国际行情比邢元的脾气更没准儿。机灵的人象兔子到处都是，到处乱跑。你不动脑筋，人家的脑筋转得一刻不停。如今世界上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概只有宗教和古董。当外商看到中国工艺品变成热门货，一下子香港和台湾都干起来，善于模仿的日本人很快就把一些做工简单的中国工艺品制造得维妙维肖。不大会变化的工艺品总厂有限那点招数叫人偷去，它的高潮也就很快过去了。技术股长伍海量有些买卖眼光，看准彩蛋在国际市场上抬头，立刻叫国画组改画彩蛋，抓住了几家国外客户，才暂时撑住后楼这个撑得过大的摊子。谁料到，彩蛋出了漏子！两万个彩蛋在外贸仓库里，没等出口全长了霉。如果外贸叫厂方包赔，切关全厂工人利益的大问题就要马上临头奖金没钱发了！两楼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又复杂了。幸好这两天，分房是件超级大事，暂时压住人们对它的关切。
再说在这前后两楼中间，横插进一幢结结实实的两层小楼。这是厂里的办公楼。原先这里是篮球场，厂领导不管那群球迷们怎么恳求加吵闹，硬把篮球架子技走，盖了这座楼。其实后楼后边还有一块宽绰的空地，但把办公楼盖在两座生产大楼中间，干部们办事就方便些，坐在屋里透过窗子还能把前后两楼的一切动静尽收眼底。工人们称这座楼为“岗楼”。可是此时的情况相反，两座楼几十扇窗子后边都有一双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岗楼”有何异样，有何变化和可供猜测的蛛丝马迹。这 “岗楼”就象被一群细心的侦察员紧紧又悄悄地包围住了一样。
人们把鼻尖在冰凉的玻璃上按瘪了，也没看出任何溪跷。大小干部们照样象平时那样在办公楼的门前进进出出。偶尔有两个干部在那楼前站着，凑着脸儿说几句悄悄话，这又不算什么，干部们一向喜欢这么说话。没有秘密干得还有什么劲！公司贺书记派来的工作组的三个成员自打进楼就没出来。他们已经来了五天，天天如此，不知他们在干嘛！有些与“岗楼”里的小干部们要好的工人，偷偷打听，也问不出一二。回答的话好象统一过口径：“我们也不知道，在搞调查吧！”这话和没说一样。
自打这八间房子分配的事闹到公司去，贺书记就派来三个人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工作组到厂当天就召开大会，宣布公司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一，原先一切分配方案立即作废；第二，工作组只做调查，不管分配，对外不接待；第三，全体职工安心生产，要相信公司和厂党委一定能妥善解决。
可是，在这之前，工人们并不知道什么分配方案。就因为分房的事一直门在罐里，私下又谣传这八间房子都叫头头们包了，大家才闹起来。工作组头天开了这会，大家心头一振，可拿眼一瞅派来的这老三位，心就凉半截，犯起嘀咕来。这三位是公司劳资科朱科长，保卫科韩科长和党委秘书谢灵。人称“超级蜘蛛”，上下左右到处牵丝拉网，到处有熟人，到处走得通，他能办到的事，别人连想也想不到。他们三人无论私为公，经常往厂里跑，与厂里的头头们不知互相串通办过多少事。尤其是朱科长，绰号“人贩子”，全公司职工调动和学生分配，都由他一手操办，随意摆布。在这工艺品总厂的后接干活，真是少有的干净清闲、玩玩弄弄的美差。每年夏天，轮到学生分配的时刻来临，局和公司头头们都拜托他，把各自亲的厚的送到这儿来。当然，厂里的头头们也就要利用自己把持的这个地利，和他搞点交易，不过这些事都在人不知鬼不觉时成交。那个保卫科的韩科长，人虽老实，脸上从不带笑，叫人猜不透。猜不透的事再加上猜不透的人，可就叫人不放心。自从这三位到厂后，每天上午来半天，中午不出楼，在；‘岗楼”里吃饭，不与外界接触。所用饭菜都是关厂长特意吩咐食堂小灶做的“工作饭”。吃过饭，没过多时，都由邢元开车送走了，不知回公司开会，还是回家。既然原先那分配方案别人没见过，谁又能保准这次方案不是原先那个方案？官官相护，利害相关，哪个头儿没便宜，肯去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老关系？说得好听点：谁也得顾点人情。现在的人情不那么纯，里边包着利害。于是，立在前后两楼中间这幢门窗紧闭、悄无声息的“岗楼”，更给人一种神秘和不稳妥的感觉。可恨的是所有玻璃窗，都叫那些小干部们清闲时擦得锃亮，玻璃反光，反而看不进去。
上午十点钟，传达室的老龚头，去办公楼送热水，出来时提着一把高柄的绿铁壶，门口的地面明明很平，他竟象给什么绊一跤。由于各窗口都有人盯向办公楼，老龚头这一跤叫人看个满眼儿，摔得真不轻，一下子就象给火枪打中的野鸭扒在地上，手里抓着壶把儿，壶盖儿早滚出七八尺远。六十大几的人不死也够呛！站在院里的人都跑过去，料想老龚准摔增了。谁知老龚头没等人跑近，一翻身爬起来，满脸皱折里居然溢满了笑容，好象秋天的阳光照在一个干了皮的老南瓜上。他拍拍沾在前襟和膝头上的土，马上去抬那壶盖几。这一下，他不但没摔晕，反而挺高兴。别人问他摔伤没有，他笑哈哈地一个劲儿说：“不要紧，不要紧。”就赶紧乐不拢嘴地颠颠跑回传达室去了。
这情形叫人好奇怪！任何人摔这一下都难免龇牙咧嘴，他怎么倒象交了好运？摔跤能摔美了？那纯粹放屁！没这种傻蛋！王宝追到传达室问他：
“老龚头有嘛好事？”
“没嘛，真的没嘛！”
“别骗人！没一个人能摔成你这模样！”
“摔一下，脑袋反而清爽了。”老龚头咧开嘴，大门牙只剩下一个，好象大门缺一扇。
“你又来‘骗自己’啦！”王宝指着老汉说。
老龚头嘿嘿笑。他外号叫“骗自己”，原因是从来不说自己坏，总说自己好，人们才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他认真地对王宝说：
“真没骗你呀！”
“不对，你今天这样子一看就不对，是不是土作组给你房子了？”王宝眨眨眼，连懵带唬。
老龚头一怔，跟着摇着手说：
“哪能有我的房子呢？我是退休留下来补差的，还能给房子？房子是给你们站在生产第一线上的！嘿嘿。”
王宝不信他的话，却信他不肯说真话，就绕着脖子套老龚头的话：
“全厂只你这么一份，一家三代挤在半间屋里。你没找工作组说说？”
“小伙子，你不明白，一家人住在一起有好处，谁找谁都方便，嘿嘿。”
“去！你又来‘骗自己’了！谁不知这几天你老伴为房子和你呕气！”
老龚头方要解释，忽听外边一声刺耳的喇叭尖叫，还夹着邢元一声叫喊：
“糟蛋来了！”
跟着一辆装满纸箱的大卡车从传达室的窗前掠过，飞驰一般直开到办公楼的楼前停下。这是邢元刚从外贸仓库拉回来的一车生霉的彩蛋。
不少人围上去，要看看这变了质的彩蛋是什么模样，尤其是前楼工人，穿着花花绿绿的工作服，好象一群防空伞兵，跑出楼来看。邢元跳下车楼子，爬上车槽，打开一个牛皮纸箱，掏出一盒彩蛋举到半空中：
“看呀！青皮大松花！”
在众人目光汇聚处，盒里的彩蛋没了画儿，霉成青绿色，长了长长的毛。工人们见了并不个个都笑，有的面露焦虑神情，反骂邢元：
“算了吧，邢没准儿！不是什么露脸的事，这下子连你的奖金也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