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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她的女伴也一同去，孟僖子让她们住在氏地方为妾。又《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也是奔而得到收纳之例。再如《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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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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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三女来奔，康公之母认为康公平庸之人，不堪享此艳福，叫他将奔女献给周王。康公不听，果然招祸。不过三女是奔康公而去，康公纳之，正是使她们的爱情意愿得到满足的表现，似乎不应责备康公。
关于女子主动追求男子，自宋儒大倡礼教后，演变为两条歧路：其一是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将此斥为“淫奔”，深恶而痛绝之。其二是士大夫心理上的“奔女情结”，总是幻想女子多情来奔，使得坦然主动追求所爱女性的健康开朗心态大受损害。关于这两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讨论。
相传宋人见到史书上汉、唐公主再嫁之事，大惊不可解。其实中国古代女子夫死再嫁或离婚改嫁都是很常见的。其中有的出于旁人意愿，但多半是自己也情愿的。比如汉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生一子二女；王仲死又嫁长陵田氏，生田、田胜［7］。又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在文君寡居后才恋爱成婚的［8］。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其妻误以为他已死，也再嫁［9］。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10］。孙权两女，丈夫去世后都重新结婚［11］。袁熙之妻，即非常有名的甄氏，在袁熙败亡后嫁给曹丕，曹植《洛神赋》的传说故事就是围绕她而起［12］。刘瑁妻穆氏，在刘瑁死后嫁给刘备［13］。孙权的徐夫人，原是陆尚之妻，陆尚死，嫁给孙权［14］。那时寡妇再嫁是普遍情形，曹操还特地留下“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的遗言给众妾，令她们改嫁［15］。还有著名的蔡文姬，先为卫仲道妻，卫仲道死，她被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归汉后，再嫁为董祀之妻［16］。在这些例子中，甄氏之归曹丕是身不由己，不知道她愿意与否；文姬之为左贤王夫人，出于被迫。其余情形，似乎女子也都情愿。至于前述平阳公主之再嫁卫青，更是出自本愿无疑。
在上述各例中，娶了寡妇的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人士，有四位还是帝王。可见那时寡妇之再嫁，既不招惹是非，更不受任何歧视，这种情形实在是比当代中国社会还要开明合理得多！
离婚及妇女之改嫁，在古代原是有合理地位的。《春秋》上常有某夫人或某氏“来归”的记载，就是女子离了婚回娘家。《礼记·杂记下》记载着一套“诸侯出夫人”（休妻）的仪节和辞令，双方好合好散，十分客气。《白虎通·谏诤》也重复了前代“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的告诫，主张要为已离婚的女子保留改嫁他人、重结良缘的余地。这里可以提到《礼记·曾子问》中一段颇为奇怪的内容：
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
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这是说新妇入门，要三月后行了庙见之礼，才算获得正式的身份。那么这三个月岂不就成了在现代社会也算比较新潮的“试婚期”？这对于道学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很难解释这一段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当今的观念强加于古人，比较合理的解释之一，似乎仍可从“弃妻令可嫁”上去着眼——若此三月内双方不和谐，这婚姻仍可取消，而女子从“礼”上说尚未成为人家之妇，就有利于她另择佳偶。当然，这必须是对处女贞操尚不重视——事实上直到唐代仍是不十分重视的——才行，因为此三月之内夫妇之间当然要发生性关系。
女子主动提出离婚，同样可以实行。传说中的姜太公就有这样的遭遇，《说苑·尊贤》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不少现代人认为古代中国妇女没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这是误解。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在汉代，妻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离婚，而且能够获得舆论支持和法律认可。这些条件是［17］：
丈夫操行不良。
丈夫有恶疾。
丈夫家贫难以共同生活。
男女双方家庭矛盾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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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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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这些条件来看，朱买臣妻之求去，合于第三款条件；而《孔雀东南飞》故事中的刘兰芝，也可以援第四款而要求离婚（如果她不那么在乎焦仲卿的话）。
汉朝还有一件离婚事例值得注意，即汉武帝的生母、景帝王皇后的婚史，她是前文再嫁事例中提到的臧儿之长女，《史记·外戚世家》载其事云：
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她与王仲所生）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
臧儿因卜筮之言，相信自己两女皆当大贵，就让已为金王孙之妻的长女离婚，转而将她献给太子。不久太子即皇帝位，即汉景帝。后来汉武帝即位，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去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姐姐从民间接回宫中相认。臧儿让女儿离婚，出于势利，固不可取；但此女后来贵为皇后、太后，却并未因以前的婚史而蒙羞，武帝接异父姐姐回宫同享富贵，可见也不讳言此事。如果与当今征婚启事中“有婚史无孩”、“有短暂婚史”等套语背后的心态相比，汉朝人恐怕更坦荡得多。
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及诗文中留下大量事例［18］。而敦煌卷子中保存下来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具有特殊价值，尤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一为：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斯○三四三）
这看来是一场协议离婚，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特别是对“妻娘子”的一大段祝愿之辞，颇显宽容大度之态，特别强调了女子另结美好姻缘的前景。其二为：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斯六五三七）
立意及格式皆与前一份相仿。另有一份（亦在斯六五三七）则有对妻子的指责之辞。从这些文书看来，似乎也有某种熟套格式；但这种格式化离婚文书的流行，正可说明当时“协议离婚”是相当普遍的［19］。
前面已经看到，许多婚外性关系放荡的著名事例都出自公主，她们的改嫁更是司空见惯——有时两者还会结合在一起，安乐公主就是明显的例子：她先下嫁武崇训，“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20］，丈夫死后，索性嫁给情夫。公主们的放荡和改嫁之所以常见，有着各种原因。这些原因中较表层的容易想见（如权势之类），但有一条比较深刻的原因，应该略加阐发。
由史实可知，在汉、唐统治者看来，公主是一种可以为政治服务的颇为重要的性资源，发挥这种性资源效用的途径就是为公主缔结婚姻。公主下嫁，可以与邻国或敌国结好（所谓“和番”），可以笼络功臣（下嫁功臣或其子），可以为皇室点缀增光（与著名高门士族联姻），可以安抚被征服之国的旧主旧将，等等。所有这些婚姻，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万一其中恰有爱情，自是上上大吉；但多数情况下主要的意义是政治。“尚主”从理论上说是极大的荣宠，实际上许多臣下视之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娶了一位公主回家，就在“男尊女卑”的固有格局中出了例外，公主骄横无理起来，休又休不得，罚也罚不得，压也压不住。有时可以闹出骇人听闻的惨剧［21］。另一方面，公主们在这种政治婚姻中得不到爱情，也同样痛苦，结果往往以淫乱放荡作为某种补偿。唐代在男女关系上本来就开放，这些金枝玉叶的公主们男宠成群，纵情淫乱，成为一种时尚。有人说唐代公主是男女关系上最开放的群体，其实这一断语推广到此前各朝也同样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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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冠风流
关于唐代女道士，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在一些当代论著中流行这样的看法：唐代女道士近似娼妓，甚至就是娼妓。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证据，则是女道士们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
唐代女道士的主要来源有四：自愿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被简放的宫女、被遗弃的姬妾和不再当红的妓女。由于唐皇室崇道甚力，道教在唐代十分繁荣，因此这些女子能够得到供养而不至有衣食之忧（第一类人别有后盾，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使得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参诵道书、习学歌舞和作诗；同时也有条件修饰容仪、讲求妆束并美化居住环境。这就是唐代文士诗歌中常常将女道士描绘形容为“仙女”、“仙子”，将她们的道观比喻为“仙境”、“仙乡”的物质条件。
在女道士中，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当然是上层，她们领导着有关的潮流和风尚。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公主和贵族女子是在性关系方面最为开放的群体，因此她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和作风不可能不影响她们的“道友”。
最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必须注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除娼妓而外，女冠（或女尼）们是另一个“无主”的女性群体，使男性可以完全合法地将性兴趣指向她们并被接纳［22］。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其余的女性都是“有主”的，或属于帝王，或属于男性家主，未婚女子也受到他们的监护。男子若将性兴趣指向“有主”的女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尽管实际上也可以通奸淫乱）。附带说一下，旧时“寡妇门前是非多”之谚，原因也在于此——丈夫一死，她暂时成为“无主”，男子的性兴趣可以相当合法地指向她，所以是非多；若赶快结束这一状态，要么改嫁，要么宣布“守节”（这样就可获得夫家的监护），就可重归“有主”而安定。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女道士之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试想这些身世经历不同寻常的、美貌的、有文化的、有艺术修养的、在性观念方面又非常开放的、而且是男子可以合法地与之调情乃至求爱的女道士们，会何等地令唐代的文士们心往神驰、梦魂颠倒啊！关于他们对女冠们的赞美、爱慕、幻想乃至“梦想成真”的浪漫恋情，文士们留下了无数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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