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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带着他的唢呐还有他的老婆还有这个小筐子，在一个夜色里悄悄出村了。辗转去了河南、安徽的众多乡村，给那个草台班子表演唢呐。三个月以后，孙国民一分钱也没要，就主动带着老婆苏桂芬跑了回来，其实要钱也要不来，那个草台班子的老板在孙国民走了没多久就被抓走坐牢去了，草台班子被强制解散。
孙国民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他酝酿已久的大事。在回村的长途客车停靠的地方，远远能望见弯弯的河水旁的村落时，孙国民拿出了那个小柳条筐子，苏桂芬犹豫了一下，但看着孙国民坚定的目光，还是顺从地解开衣服，将这个小柳条筐子扣在了肚子上，从后边系牢，然后再把衣服穿好。
那个小柳条筐子编织的实在是太合体了。既舒适又逼真。
苏桂芬挺着一个刚刚怀孕的肚子就回到了村子里。
当天晚上，全村都知道了，孙国民的老婆怀孕了。
第二天，孙国民置办了很多酒菜请支书还有孙建兵以及全村老少吃了一顿饭，第三天，乡里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苏桂芬被列入工作计划，等她生完第一胎，就上环。
孙国民立刻在孙佃铺抬起头来，前所未有的光彩和舒心。尤其是看见苏桂芬挺着肚子在院子里或者门口溜达的时候，心里经常忘记那里面是个柳条筐。
人都是这样，很容易进入一个虚幻的状态，到了一个环境里，每个人都有表演的天赋，苏桂芬也天性使然地行走坐卧俨然成为一个孕妇的模样。
这个秘密只有孙国民夫妇还有他的哑巴叔叔知道。哑巴叔叔认真小心地又编了由小到大秩序井然的三十来个柳条筐，个个精密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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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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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桂芬的肚子在柳条筐的支撑下，一天天地大了起来，那段日子，孙国民在村子里腰板也直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人也精神了，孙建兵见到孙国民之后的，话也不象以前那么多了。而且，人得意的时候也不能总得意，倒霉的时候也不能总倒霉，得意了一段时间的孙建兵也不象刚发达时那样的风光了。
由孙建兵带头，这一代很快地成了假酒的制造中心，各类的假酒层出不穷，而且竞争也激烈起来，好在孙建兵干的比较早，形成了固定的销售渠道，但生意明显不象刚开始那样好了，而且有关部门也开始进行时紧时松的查处。
假酒这个东西，真正的发源地在浙江，那个地方生产包装和标签，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工业技术保证，但浙江抓的不严，买卖没有大的风险，风险在于运输，路上查的严，对制假者来说，只要把制作的可以以假乱真的包装和标签安全地运到目的地，就等于赚了。
孙建兵的生意被查处过很多次，最松的时候是送干部们几箱酒，干部们拿着去送礼，这招很管用，基层干部很在乎这个；比较严的时候是罚款，最严格的时候，是提前知道了消息，孙建兵一家把货清理清理，剩下的各种包装往地洞里一藏，家门一锁，举家外出几天。
查处会影响一些生意，但最大的影响是因为干的人越来越多了，销售的下家选择的余地也大了起来，要留住这些销售渠道，就只好降低价格。
价格一降再降。
干部们来收剩下的那笔计划生育罚款了。不交上这笔罚款，孩子就上不户口。以前穷成那样，别人知道给不上，也不真逼，现在孙建兵一副有钱的样子，人家就真的逼了。任孙建兵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
孙建兵说自己的货在一个月内两次没从浙江运出来，亏了不少钱，还有几笔货款在市场上因为批发市场的销售商得罪了人被罚没了。这个干部们都是知道的。但干部们也有难处啊。要么把孙建兵的老婆二金珠子逮到结扎了，让她生不了人，要么就把罚款收上来，总得完成一样吧。
干部们要求孙建兵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交不上钱，拉走摩托车，搬走家里的电视机、太阳能，再交不上就扒房子。
那段日子，轮到孙建兵犯愁了，这次犯愁是真的犯愁，虽然干部们说话都客气了，不象以前那样，但现在的愁大，以前的愁小。以前的愁也算愁的话，也就是业余，现在的愁是专业的。
随着假酒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交上罚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孙建兵一下子就见老了。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任何期待，就把自己放在要饭的位置上，不要户口，也不要积蓄，只要一口吃的，就没有真的愁了。如果自己有了一点东西，就想要更多的，象孙建兵，本来好好一家人要饭，干部们也就要放过他了，但偏偏这家伙又发了财，盖了二楼，还买了摩托车和家电，最显眼的是买了个太阳能热水器，这在村子里绝对是了不起的家伙什，在太阳下面熠熠生辉。结果烦恼就多了起来，买了这些东西，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获得了不一般的享受，于是就交了一部分罚款。如果生意继续好下去，交了另一半的罚款，也许日子就是另一番天地的了。只是命运捉弄人，孙建兵的烦恼日子真的来了。
干部们不相信他是没有钱，而是他耍赖。孙建兵确实手头没有钱，但房子和家电和摩托车和太阳能热水器肯定是够罚款的。只是没有的时候不难受，有了再舍掉，那对孙建兵来说，是万万不能的。孙建兵扬言，谁要动他家的房子，就用炸药把谁家给点了。
他说话的口气和表情，谁看谁都不觉得是玩笑。大家都是当真的。气氛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不再象以前那样在哄笑中完成一次次地对峙。
孙建兵一下子变见老了。
而孙国民却显得年轻了很多。朝气蓬勃的样子。因为他老婆的苏桂芬肚子越来越大了，当然，离临产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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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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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每天孙国民关上院门，进了屋门，再关上屋门，既有松弛感，又有更大忧愁和焦虑。
换下一个更大柳条筐子后，苏桂芬终于忍不住了，说：“国民子，又换了一个。再过些日子就要换下一个，最后一个是秋天了。“”
孙国民说：“知道了。”
秋天到来之前，孙国民的哑巴叔叔去世了。也许他实在不敢和孙国民夫妇一起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提前走了。
办完了哑巴叔叔的葬礼，孙国民开始他的下一个计划，他决定买一个孩子。
买孩子之前，先要买一个出生证。这个东西好买，在县城里的所有能涂写字迹的地方，都涂写有这样办理证件的电话。孙国民在县城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连打了好几个，都是个方口音。咨询了一下价格，孙国民选了一个价格最低的，口音听起来也比较舒服的。约好在县百货商场门口见了面。
商场门口正在搞家电促销，搭了个台子，有女孩子在上面蹦来跳去。大喇叭震天响。
孙国民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打扮，将父母姓名以及孩子姓名和出生年月日以及县妇产医院的名称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还有一百五十块钱预付款，捏在手里。
孙国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孙和栩，他是国字辈的，按辈分，他的孩子应该是和字辈的。栩字是他起的。
来人戴了个墨镜，在后面拍了拍孙国民的肩膀，孙国民一回头，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也没多说话，把手伸出来，孙国民把钱和纸条拿出来，小伙子，接过来，留下一句典型的南方口音的“三天后，还在这儿。”
孙国民问：“你得保证是真的。”
小伙子坚定地点了点头，说：“那当然，保证是真的”。说完，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三天以后，还在这里，孙国民拿到了他要的出生证，花了三百块钱。和真的一模一样。和那个小伙子承诺的一样，确实是真的假证。
出生证拿回家以后给苏桂芬看了一眼，然后收了起来，让苏桂芬兴奋地不得了，她实在太崇拜自己的丈夫了，竟然很快地搞到了如此重要的一个东西。她拍着自己的肚子，原先的焦虑感顿时全部消失。
搞到了出生证的孙国民还跑到哑巴叔叔编柳条箱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在哑巴叔叔常坐的地方蹲了一会儿。叔叔经常坐的凳子已经收了起来，扔在院子的角落里了。
孙国民想，叔叔真的不应该这样早地去世，自己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的。只是大家都不太了解自己。
孙国民的下一步计划是买一个孩子。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个孩子“生”出来，然后带回村子里，然后开始他的养殖、耕田的致富计划。
他选好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县里科技站推广的，种植芦荟，书上、杂志上、报纸上都说这个东西有美容、健身和治疗各种疾病的超强疗效。这个芦荟还做了很多广告，种植出来，然后负责回收，很多人都在犹豫，要知道，地要是种错了，那一耽误可就是一年啊。孙国民去了好几趟科技站，几经深思，交了定金，报了名。
那几年，很多人选择了种西瓜，孙国民就认为种西瓜不行，因为种的人太多了，西瓜一种出来，农村人不吃更不会买，只能卖到城里去，给瓜贩子，价格压的太低，你不卖，有的是人卖，价格一低，有的时候本都收不回来，自己到城里去卖，城里的规矩太多，进城卖瓜的也多，一样卖不上钱来。
到底是读过书的，孙国民分析的一点都没错，那几年，种瓜的都种的很惨痛，劳神耗力，没赚到钱，有一年，省城里因为卖瓜的农民太多了，以至于严重地影响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于是市政府号召市民多吃西瓜来解决瓜农进城卖瓜的现象，即便那样也没有让瓜农多赚到多少钱。
一家人开着农用三轮车进城，既给交通添堵，也给市场管理人员添麻烦，满地扔的瓜皮也给卫生部门添麻烦，大热天一家人在户外的农用三轮车上顶着蚊子叮咬一住就是几天几夜，自己吃点苦没关系，最怕给城里人添麻烦。更怕的是赚不到钱。
所以，孙国民吸取了大家的教训，决定在解决了孩子问题之后，种植芦荟这种新型的，被广为看好的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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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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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去了县城的汽车站，这里近年来成了最繁忙的地方，附近乡村外出打工都要从这里出发，有的短途客车到铁路中转站，有的直接到目的地，人和各种货物从这里进出往来，车站外有很多的农用三轮车，是汽车的补充，很多回乡的民工，下了汽车再回乡就要乘坐这种机动三轮车，一个人视远近，五角钱一位。孙国民就是坐着这个车来的，上了三轮车，讲好了价钱，三轮车沿着支流的土路一路颠簸，到了淮河岸边，乘坐简易轮渡，过了淮河，上了正式的公路，再乘坐短途公共汽车，到了县城。
来了以后就蹲在车站旁边的一堵墙边，仔细打量着来来往往的人。
孙国民要在众多人中找到谁是人贩子。
本来，问问三轮车司机，或者问问邻村的那些经常外出要饭或者拣破烂做生意的人，应该会有线索，但孙国民的实际状况使他只能靠自己，绝对不能让任何熟悉他情况的人知道他在买小孩，这个消息一点点也不能泄露。
所以只能找一个一生只见一次，然后就消失的人贩子，从他手里买一个小孩，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孩子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