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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大柱就决定了不再流浪了，要带着弟弟二柱回岳阳，去帮奶奶养鸡，并且约孙国民夫妇同行。回家这个想法一经形成，竟然如此强烈，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
孙国民夫妇犹豫着是不是跟大柱一起去武汉。
大柱说：“我奶奶有很大很大的一片地，还有池塘，可以在那里养鸡养鱼和种地。我奶奶心肠很好，可以把地和鱼塘租给你们。等你们有钱了，还可以让栩栩在武汉上学。”
孙国民动心了，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孙国民也想家了，想安徽淮河支流边的孙佃铺，想自己的老宅，想起了已经去世了的父母、哑巴叔叔，想起了村里的邻居，想起了自己家的那块地，想起了地头的土地庙和土地爷爷。
当天，晚上，孙国民梦见自己扒火车回到了老家，真真的，进了村子，到了自己家门口，见自己家里已经住着别人了，就去了地里，在地头坐了好长时间。坐着坐着就不想起来，直到苏桂芬叫他：“国民子，快跑啊，抓你的来啦。。。。。。。”
孙国民拔腿就跑，可是又想起了栩栩，找不到栩栩了，着急的不得了，急的受不了了，就急醒了。
孙国民打定了主意，跟着大柱去武汉，只是孙国民不知道，大柱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奶奶，他的关于奶奶的记忆全是他编出来的。他的奶奶早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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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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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大迁徙，孙国民夫妇带着栩栩、十五岁的大柱和他同母异父的七岁弟弟二柱以及十七、八个流浪少年，除了两个不愿意走的，留在岳阳参加了其他的团伙之外，一共二十余人在一个黑夜扒乘一辆拉煤的火车，从湖南的岳阳去湖北的武汉。
在武汉，大柱自然没有找到他的所谓的有地有鱼塘并且养着大群鸡的奶奶，他在武汉郊区四处游荡了几天之后，竟然凭着一张嘴在郊区的一家大废品收购站找了好几间房子。这间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是安徽人，也是两口子，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五岁，男的姓陈，人称陈老板，两口子从拣废品起家，到收废品，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武汉郊区经营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废品收购站。有一个院子，盖着十来间简易平房。院子里就堆放着收购来的各种废品，经过分类然后再销售出去。
大柱谎称自己也是安徽人，说孙国民是自己的爸爸，说孙国民的爸爸就是自己的爷爷是个领导，受迫害了，所以出来避风头。听的陈老板目瞪口呆。最后大柱和陈老板商量，将来要是孙国民过好了，回到省城合肥，就一定亏待不了陈老板。
那边，大柱告诉孙国民说，奶奶出国了，但是奶奶委托了一个好朋友照顾大家。有房子住了。
等孙国民夫妇等二十多人进驻的时候，陈老板吓了一跳，本以为就几个人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多人。但当时也没好说什么。陈老板的表情让孙国民和大柱都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不满。
当天晚上，孙国民跟大柱商量，说：“虽然是你奶奶委托别人照顾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白住人家的地方。”
大柱说：“没关系，明天我们就出去讨钱，讨来钱分他一点，当房租，不就行了吗。”
孙国民说：“我们不用讨钱了，拣废品，然后卖给陈老板，我们卖的比别人要便宜，你看，我们人多，拣的当然就多，武汉又是省会，大城市，一定能拣到好东西，能赚到钱。等我们赚到钱以后，我们也盖小平房，也有个院子，开始一边拣一边收废品，做大了就能赚到大钱，赚到大钱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可以让你们上学，可以。。。。。。”
孙国民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那天晚上，除了栩栩和大柱的弟弟二柱睡着了之外，大家都听的两眼放光。
当然，听的两眼放光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孙国民的憧憬产生了共鸣，这些长期流浪在外的小江湖们从来不会轻信任何人的话和承诺，他们如此愿意倾听是因为长夜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别的消遣，听孙国民说话就跟听故事一样。好听。
因为三天以后，跟着孙国民拣废品的孩子就少了一半，都嫌太累，赚钱少，受人白眼，同样是受白眼还不如直接讨钱，偷点东西什么的。
四天以后，从岳阳过来的十多个流浪儿就都走了。纷纷加入武汉的别的以乞讨、小偷小摸为生的团队中去了。只剩下大柱兄弟。为此，大柱和孙国民之间发生了矛盾。大柱认为乞讨虽然不好，但也不应该光靠拣废品，而应该去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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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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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柱带着弟弟在平房里睡了两天，哪儿也没去，既不和大家一起出去拣废品，也不出去做他的“生意”。
孙国民知道他心情不好，一点也不勉强。每天和苏桂芬还有栩栩外出拣废品，拣回来分类后，过磅直接卖给陈老板。
晚上，栩栩以及陈老板的两个女儿和大家在院子里的垃圾堆里攀上爬下，玩的开心。孙国民夫妇就坐在院子的角落里看他们玩，看着他们的欢笑也一起而欢笑。二柱也要跟着玩，被大柱狠狠地拉住，说：“你要是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弟弟了。”
二柱吓的不敢抬腿了。
第二天，大柱出去了，三天没有回来，二柱这三天和栩栩玩的非常开心。
大柱找到了参加别的团队的伙伴们，武汉是大城市，因此乞讨群的形式也非常复杂，以湖南人为一个派别有好几拨，安徽派别的也有好几拨，他们的行乞方式大多是以残疾孩子，老人、妇女为主，简单的就在马路边一趴，勤快的就让小姑娘在夜市和大排挡里纠缠年轻情侣买玫瑰花，或者抱着孩子站在交通要塞找小车里的人要钱。
还有不少觉得这样来钱太辛苦，就会找来钱更容易的方法，只是那些方法风险比较大，比如偷和抢，干这些事情的人比乞丐要多，想干随时就能入伙，比找个讨钱的团队要容易的多。只是要想干这样的事情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一旦干上了，就收不回来了。大柱这些日子烦心的就是为这个。
拣废品太辛苦，那一点点地赚，能赚着什么钱啊，干点冒险的事情吧，来钱快，但确实有风险，迈出那步就不好收回来，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找正经的工作，可是别说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了工作也不愿意干，那多辛苦啊，有人管，还没钱花。
除此之外就是做生意。只有做生意，才能有钱花，才能让照顾弟弟二柱，让二柱有学上，有地方睡觉，有饭吃。
孙国民这些日子也在想，靠拣废品确实太辛苦，赚钱太少了。而且拣废品的人也很多，很多楼群都是有人占好的。不是谁想拣就能拣到的。郊区外的大垃圾场是有很多东西，但拣的人太多，能拣到好东西的概率还是少。
在没有想到更好的赚钱的事情之前，孙国民决定晚上在大家的都睡了以后，自己和苏桂芬到夜市上去拣酒瓶子和易拉罐。
在夜市上，孙国民巧遇了同村的孙建兵和二金珠子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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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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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兵和二金珠子穿的干干净净，不仔细看，竟然看不出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的女儿们拿着玫瑰花出没在夜市的食客们中间。缠着别人买花，一枝十块钱，有的时候给五块也行，那些情侣们觉得孩子小，可怜，顺手就给了。
孙建兵和老婆就游荡在夜市的附近，有不少夜市的老板都认识他们俩，知道孩子是他们的孩子。在夜市上，不光是孙建兵一拨，还有来自湖南农村的好几拨乞讨群体，有的是一家子，有的是同村的。纷纷以此形式在省会武汉谋生。
在此之前，孙建兵在杭州拣废品，后来管的严了，所在的城郊结合部屡次出现治安问题，被取缔了，孙建兵辗转去了宁波，在宁波，发现拣废品竞争越来越激烈，本钱要求也越来越高，管理的也严起来，有的地方甚至连拣破烂都要统一着装还要买购买统一的垃圾车，难以快速致富了，甚至还有受很多的管理以及交纳管理费用。于是干脆就让孩子们在夜市上乞讨，收获颇丰。
巧遇孙国民就是在夜市上。孙国民在拣易拉罐。一抬头看见了孙建兵，孙建兵和二金珠子在夜市上吃东西。
孙建兵还是一脸地得意，本来还想奚落几句孙国民竟然混到这样衣衫褴褛一副要饭的样子，想对孙国民说，别看你读过书但你现在却落到这副模样。但人在外乡巧遇，自然会有相互爱惜的冲动。言语中完全是激动和关怀了。
孙建兵问孙国民生没生儿子，孙国民含糊地说，生了生了。
孙建兵吁了一口气，连说，好好，那好。
孙国民问孙建兵在干什么，孙建兵告诉孙国民，原先在杭州和宁波都收过废品，但后来城市扩建开发，他坐落在城郊结合部的废品收购站多次搬迁，又加上收过一些来路不明的金属物资什么的，最后事发，被取缔，又被没收了非法所得，重新干，管理的又严了，废品这个行业实在是干不下去了。现在他和二金珠子带着孩子在夜市上卖花，孙国民顺着孙建兵示意的方向看喧嚣的夜市，不少女孩子手拿鲜花在食客见转悠。最小的一个由姐姐带着，就是孙建兵最后生的那个儿子。
孩子们编出很多词，比如上不起学啊，家里穷啊，发大水啊。什么的，不少食客纷纷解囊。
孙建兵问孙国民有几个孩子，孙国民想了想，含混着说三个。说这话的时候孙国民把大柱二柱和栩栩都算上了。
孙建兵算了算孩子的年龄，说：“那正好啊，那你也让孩子过来卖花啊。”
孙国民使劲地摇头。在一边听的二金珠子笑了，孙建兵也笑了。孙建兵说：“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读过书，嫌丢人。其实在村里，外人看是我老欺负你，其实你打心里就看不起我。我还不了解你。”
孙国民连忙说：“建兵啊，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我还能干点事情，用不着讨饭。”
孙建兵说：“别傻了，不讨饭，吃什么啊，这么多孩子，没有户口，是个黑人，上不了学，将来也找不到工作，回去种地，指望种地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呀，在农村你能干什么事情啊，别死心眼子啦，现在讨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讨钱的人太多，城里人见的多了。也不肯轻易给了。”
说着，孙建兵指指大排挡里穿梭的孩子们，说：“你看，孩子们也不容易，钱也不好要了，好在夜市上好多人喝酒，一喝酒就把钱看开了，要不然白天在大街上，蹲一天也要不来多少钱了。”
孙国民连连点头。听孙建兵的见解。
孙建兵接着说：“我也不会在武汉待多久，因为现在查的严了，城里人要定规矩，禁止讨饭了，我们家是一家人，讨点钱人家暂时还能放过我们，前些日子有一拨人到穷地方租残疾孩子来城里讨钱，结果被记者查出来了，警察来了，把他们都给抓了。”
孙国民问：“那是不应该，人家的孩子不是肉做的吗。”
孙建兵说：“你看，你又来了，好象世界上就你一个好人似地。都什么年头了，你还想着别人家的孩子是肉做的。那是租孩子出来讨钱的，还有拐孩子出来讨钱的，把孩子搞残废了。那才狠呢。”
听的孙国民目瞪口呆，二金珠子看见孙国民少见多怪的样子，又笑了。
孙建兵看见二金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