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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这才把奶头使劲从孩子的嘴里拉出来，放下衣襟，热情地招呼我们。
结果，周晓琳花一块钱买了两个面包，分给我一个。太阳已经热烘烘地烤着了，两个人找了个树阴，边啃面包边研究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招聘启事多如牛毛，但适合我们的却寥寥无几。这怨不得招聘者，怨只怨我们的心理学文凭不值钱。
最后，两个人把目标锁定在“文秘”和“文员”上。尽管在武汉时已有所耳闻，“文秘”、“文员”几乎就是“小蜜”的代名词，但除此之外，确实没有更适合我们的工作了。
多数招聘“文秘”、“文员”的，都明确规定了身高、长相、气质的标准。我们放弃了这些过于露骨的，把措辞含糊的筛选了出来。研究了一阵，最后决定去位于天河区的一个化妆品公司参加面试，这家公司招聘文职人员，条件看起来没那么苛刻。
“咱们必须每人买一瓶矿泉水带着。”周晓琳说。
“一瓶矿泉水最少要一块钱，可以买上两个面包呢。”我有点舍不得。
“那也得买！天热太阳大，没水喝会出人命的。”
“唉，那就买吧。”我心疼地说，“要是自来水，在有些地方，一块钱可以买一吨呢。”
“其实咱们就等于是买个瓶子，以后再出门，就在家里灌凉开水带着。”
下了公共汽车，两个人脸上的妆全被汗水洇残了，忙在电梯里对着小镜子扑粉。
两个流里流气的男人色迷迷地盯着我们看，其中一个很快放开了令人厌恶的公鹅嗓：“两位小姐系不系去打洞哇！”这个满嘴胡唚的“山顶洞人”使我感到羞辱之极。周晓琳却装作没听见他的话，我也只好置之不理，而心情却被他破坏得一塌糊涂。
化妆品公司的大厅里，黑压压站满了各式各样的漂亮女孩，有大几十个，而招聘广告上只说要三名。我和周晓琳身上的衣服和她们的一比，简直成了出土文物。望着她们，我窘得不行，很快便开始打退堂鼓了。
周晓琳却说车票钱已经花了，不战而降就是大傻瓜。之后，她把我拉了进去。门口坐着的招聘人员粗略地看了我们的文凭和简历，示意我们和那些女孩子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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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饿死也不干丧尽尊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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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晓琳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么站着要等什么。我环顾四周，发现右边窗下的一个老板台是空着的，看来真正的考官还没有到来。
不一会儿，一个胖得像一尊佛的中年男人进来了，把个沉重的肉身挤进老板椅里。之后，他的一双眼珠子滚过每一个女孩的脸，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来这么多人？这样吧，我目测一下，挑出来十个，再在这十个里面挑三个。”
前九个，他都挑得很顺利，到第十个时竟犹豫不决了。被挑剩下的所有女孩的目光都是热切的，包括我和周晓琳的。大家都急需一份工作，谁不想被最后录用呢？大胖子犹豫来犹豫去，竟然选中了我。
周晓琳对我苦笑了一下，随着一大群落选的女孩出了门。我注意到她是低着头出去的，记忆中她走路时从来没低过头。我局促不安地等待着第二轮被淘汰，好给周晓琳一个安慰。第十名怎么可能一跃进入前三名呢？最终被淘汰简直是一定的。
接下来的并不是口试或笔试。大胖子说留下来的女孩脸蛋都算过关了，接着就是看谁的身材好。脸是露在外面的，身材却只有脱掉外衣才能看清。
“你们不是招文职人员吗？怎么这么个招法？”一个大眼睛女孩不解地问。
“你可以出去了！”大胖子不可一世地说，“明白在我的化妆品公司做是个什么概念吗？将来可能当模特、当明星！你既然这么金贵自己的身子，干脆去嫁人好了！”
大眼睛女孩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怏怏地退了出去。
很快，一个勇敢的短发女孩把外衣脱掉了，身上只剩下了内裤和胸罩。她的身材属于夸张的S型，比起画片上的泳装美人差不到哪去。她的胸罩竟是单层的，现在极少有女孩如此自信。大胖子这才咧着嘴笑了。
看着大胖子变态的笑脸，我终于忍无可忍。这个无耻的男人，简直是在羞辱女性！我决不会像贱狗一样，为了一口饭，在他面前脱下外衣的！就是饿死，也不干这丧尽尊严的事！旋即，我抄起自己的文凭和资料，夺门而逃，一口气跑到站在电梯口等我的周晓琳面前。
我以为我的做法会使她感到安慰。毕竟，女孩子的自尊心都挺强的，尽管我只比她漂亮一分。
“这么快就被刷下来了？”她不可置信地问。
“这种工作不能干，简直……”我气急败坏。
“你自己放弃了？”她不再关心我的理由。
我点点头。
“你给我再进去！”她突然火冒三丈，“咱俩有一个人找到工作，就不会饿死一双！”
“我……”
“好，你不进去，咱俩从今以后就分头行动吧！”她说着，眼圈儿渐渐红了。
面前的这一双雾气朦胧的眼睛揪紧了我的心，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甚至不让眼睛变红。偌大的广州，只有她才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必须在她面前表现得坚强，就像她在我面前表现得坚强一样。我们决不能用自己把对方打倒，而是该竭尽全力，把先倒下的对方扶起来。
她牵着我的手，又一次推开化妆品公司的玻璃门，再把我推进去。
我还没站稳，就听得大胖子厉声喝道：“出去！吐出的唾沫还想舔起来？骚货！”
他的声音还没落下，我的脑子就“轰”地一声，紧接着头皮发紧，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之后，我木偶一样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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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的女孩子拼杀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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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门口的周晓琳似乎什么都听到了。她赶紧拉住了我的手，好言安慰。听着她即将绷断的弦一样的声音，我的泪山洪般爆发了，啪嗒啪嗒地滴在手里捧着的毕业文凭上。
“该吃中午饭了，咱们去快餐店买两个饭盒，下午接着找就是了。”她说。
两个人走了好久，才发现一家路边快餐店。米饭一块钱一盒，一块钱的菜是素的，两块钱的才见一点荤腥。周晓琳点了两个素菜，共花四块钱。
“要是回去自己做，四块钱可以吃上肉呢。”我又开始心疼了。
“可你想过没？回家吃了饭再出来，车票要花几块？”她笑了笑。
我已经饿极了。早上那个价值五毛钱的面包，用手一捏，就是乒乓球大小的一个面团。我端起饭盒狼吞虎咽时，想起了早上那些蹲在路旁，吞吃馒头和面包的民工盲流。现在，我们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物质阶层啊。我们的文凭，给我们带来什么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正吃着，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碗清汤走了过来，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我们没有点汤！”周晓琳紧张地叫道。
“这汤是送的，不要钱！”服务员温和地笑。
只有底层人才会同情底层人吧？这个温和的笑容，竟像浪潮一样，激荡了我全身的热血。我的手开始颤抖，几乎拿不住筷子。这时候，我真想对这张亲切笑脸大哭一场。
就这样，我和周晓琳每天拿着日报和地图满城跑，与一个又一个求职的女孩子拼杀搏斗。整整十天过去了，结果还是两手空空。总结这十天的失败，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也成了罪过。就是酒店招勤杂工、幼儿园招保育员，也都是非有工作经验免谈。
这天晚上，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住处，澡也没洗，就泥一样瘫在了床上。两个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但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相比于快要被失败磨光的自信来说，身体的疲惫微不足道。来广州之前，我从没想到一份工作竟是这么难找。理想这个词，在窘困的现实面前，虚幻得如同海市蜃楼。
忽地，周晓琳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也条件反射地坐了起来。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皮，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摊在床上。我也忙把自己的掏出来，摊在床上。
这十天里，光是吃饭和车费，每人每天至少要花十多块。前天中午，在外面吃的快餐不干净，两个人拉肚子几乎虚脱了，才去了一家小诊所，各打一瓶吊针，共花一百块。这样一来。我剩下的钱只有三百出头，她的只有一百出头了。
“钱就这么光出不进，怎么是好呀？”我焦虑地问周晓琳。
“文职人员的竞争对手太多！咱们必须降低标准了！时不我待！”她认真地说。
“找份中档工作行吗？”
“关键是没有时间了！”她强调说，“咱们可以先干着低档工作，边干边找好的。”
“那，明天就去劳务市场？”
“对！统一口径，就说是高中毕业。干服务员、保姆之类，学历高了反而没人敢要。”
睡到后半夜，我照例又被隔壁的女孩们吵醒了。
为了躲避她们制造的噪音，我习惯性地抓起“随身听”。可是，这回我却不敢再按下“PLAY”键，已经支付不起两节电池的开销了。贫穷已使我丧失了欣赏音乐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我在音乐中回忆爱情、回忆张合锐的权利。我沮丧地用毛巾被捂住头，流着汗，一分一秒地等待着隔壁的噪音消失。
终于安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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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比赛流泪
…
可几乎同时，走廊上却传来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紧接着，隔壁的门被敲得咚咚响。睡觉很沉的周晓琳也被惊醒了，黑暗中，我和她不约而同地迸紧了呼吸。隔壁的门先是“吱呀”一声，接着又发出“嘭”地一声巨响，人声顿时嘈杂起来。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们的门被粗暴地敲响了。我和周晓琳吓得用毛巾被捂住了头，谁也不敢动弹一下。
“联防队的，查暂住证，快开门！”一个粗哑的男声叫道。
“锁锁……咱们没暂住证怎么办呀！”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晓琳害怕了。
“他们会不会把咱们抓走啊？”我抖成了一团。
“你去开门吧？”
“我不敢，你去吧！”
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周晓琳起身把门打开了。
外面的走廊上灯火通明，首先吸引我的，不是站在门口的联防队员，而是他背后的一排衣冠不整的妓女和鸡头。他们被绑在了一条绳上，由另外的几个联防队员牵着、赶着往外走。妓女和鸡头们个个耷拉着脑袋，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这种景象凄凉到了极点，我的心陡地被揪紧了。
“把暂住证拿出来！”门口的联防队员大声说。
“我们……还没办暂住证……”周晓琳怯懦地陪着笑。
“身份证呢？”
我们以为身份能解救我们，忙找出来献给了他。他看了两眼，很快将之收进了口袋。之后，他掏出一个小本本，用圆珠笔在上面划拉几下，撕了一张递给我们：“交罚款，每人两百！”
“对不起……我们刚来十天，还不知道去哪里办暂住证……”我一听头就大了，慌忙解释。
“没有对不起！我们如果不来，你们永远不知道去哪里办！”
“我们明天就去办，好吗？”周晓琳竟急哭了。
“我们交了罚款，就没钱吃饭了！”我也流起泪来。
“少废话，不交罚款，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说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