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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招呼讨论会开始了。
他，商易，一个很怪的名字，常常让人开玩笑“商议（易）、商议（易）。”这时转过身来，向大家招呼道：“怎么着，咱们是不是开始？本人商易现在和你们大家商议商议。”大家全笑了，四下散开，在亭子四周围圈坐下。有人还掏出面包大嚼起来。“谁先开始？咱们可就开一个小时会啊，抓紧时间。是自告奋勇呢，还是让我点名？”商易依然笑呵呵说道。他中等身材，宽肩，手长，腿有些偏短，额头很大，鹰钩鼻。目光鹰一样锐利。照理他的相貌会给人阴险的印象，但因为他永远在扮演大大咧咧的角色，所以反而让人觉得可亲。他在农村插过队，现在中央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借工作之便，“手伸四处”，联络八方，北京没有他伸不到的触角。大家都戏谑地称他为“联络官”、“盟主”、“信息中枢”，背后也有人称他为“思想二道贩子”、“说家”。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但他善于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收罗来，变为己有，而且转手又“贩”出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来就是为着不停地说话的，是为着从早到晚和各种人聚会的。上瘾。北京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没有人不知道他。谁也不太尊敬他，谁也不轻视他。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他。
譬如，今天这“景山讨论会”就是他牵头召集的。他绝非公认的思想领袖，但惟有他和各“思想集团”都有着直接联系。
现在，各“思想集团”都簇拥着他们各自的领袖坐在四面。
亭子东面的这六七个人，有男也有女，一股子学究气，这是现在很有名气的“百科全书派”；南面这一团，为首的是个神情严谨的中年人（这是讨论会中唯一的中年人），叫许哲生，垂着皱纹深刻的额头，似乎总在苦思苦想，这群人被称为“改革先锋派”，许哲生及其同伴们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先行者；西面这一群，以范丹林为首的，是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人们称他们为“经济智囊团”；北面，就是商易和李向南为核心的这群人了，差不多都当着“官”，或经理，或厂长，或县委书记，或政策研究人员，他们被称为“改革稳健派”。当然，人们是自然而然坐成这样的，也并不很分明。还有许多较小的“思想集团”和个人，或散落于大群中，或三两一伙地簇集在亭子四角，处于四大集团间的“接合部”、“边缘地带”。
人们纷纷点着了烟。商易也掏出烟点着，猛吸了一口：“怎么着，又是三十秒冷场，这惯例就破不了？”他嘻嘻哈哈地说道，“关于大趋势，咱们讨论过，关于怎么办，诸位更是天天在研究，今天把大伙儿约到一块儿，是要正面接触一下。你们不讲，我可要开始了，我一张嘴，可就跑马收不住缰了。”
众人笑了，他也笑了。他太明白这种冷场是因为什么了，人人都在认真地考虑发表一个像样的演讲，神经便都板住了。他才不会这样煞有介事呢。他是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人们相互之间不很熟，恰恰给了他一个特殊地位：中心的地位，联络各方的地位，因而也是一个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他心中掠过一个思想：领导者，有时不过是因为处在一个中心的联络者的位置上而已。
他很满意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为了这种位置，他可以热心地做很多事，白天黑夜地张罗，累死都不要紧。但为了抵御别人侵占这种位置，他也时常有些狭隘的考虑。
她，张抗美，很认真地开口了。“我提个议……”她说。她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又矮又小，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已经快三十岁了，而且在北京颇有知名度。她的几篇关于爱情婚姻的洋洋万言曾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很难把她的相貌与她那笔锋犀利的论文统一起来。她与丈夫都是研究物理学的，丈夫已去美国留学，她也将出国。她明明知道那些初次见到她的人会因为她的相貌感到失望，她经常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失望，噢，你就是张抗美？她知道，此刻有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是张抗美？”她不在乎。她就是她。她是勇敢的，无所顾忌的，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要生活得幸福，首先要生活得勇敢。她坦然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咱们的讨论会最好采取走马灯和辩论相结合的方法。”
“什么？”人们都不懂了。
“走马灯，就是转着圈，每个人都简单扼要地发个两三分钟的言，这个言应该是你的思想宣言。但每人发布自己的思想纲领时，又不要互不相干，要和前面发言者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就是和辩论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发表宣言的同时进行实质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定要讲出自己的宣言。最后，人人都转圈讲过话了，我们就能在已经展开的思想面积上找到中心的争论，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她的方案太卓越了。不愧为张抗美。她不是难看的小姑娘。她与她的方案都站立住了。
“我打头炮吧。”他，焦莽安，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水泵厂厂长。胖而且壮，粗脖颈上一颗又圆又大的脑袋，已经开始秃顶，脸色红润，浓眉大眼，一股子热乎乎的憨厚劲儿。“你说完，我给你补充吧。”她，叶枫，焦莽安的妻子，是大学的经济系讲师，一个苗条干练的女人，紧挨他坐着。
夫妇俩坐在李向南身旁。他们曾和李向南在一个公社插队，是李向南的崇拜者。李向南感到左右簇拥着他的力量。他们讲话比自己讲话，更让他感到自己的分量。
“我认为中国的大趋势，简单说，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这当然不是指我们的政策了，是指历史本身的趋势。反拨的政策是反拨的历史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也算我的宣言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推进经济上的改革，脚踏实地地干，不要讲空话，拼命地往前拱，在二三十年内，造成民主政治的稳固的经济基础。”焦莽安说着，脸上渗出汗珠，他的嗓门很粗，口才不甚流利，显得有些笨拙。他表述的思想显得很平常，谈不上精彩，而且三言两语太简单，连一分钟时间也没用了。
叶枫远比丈夫聪敏，丈夫的话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引起了某些人的轻视，这些她都感觉到了。丈夫不是思想家，他的长处是善于实践。他像台大马力的发动机，滚烫地、不知疲倦地突突突不停开动。只要有人为他规划出战略，他就能以其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来实现它。而在思想上，她远比焦莽安更深刻、更有才华。
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县的插队知青中，她也远比他引入瞩目得多。后来，他们共同在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她也从未看起过他。然而，她渐渐地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行动力量——这正是她所缺少的，最后竟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他。婚后，她不仅感到了他那火热的、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拥抱是有征服力的，而且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丈夫都成了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盖新房，挖菜窖，拉煤，种菜，担水，一切都靠他的忙碌。进县城过河时，他每次都背着她过。她成了被娇惯的“小妻子”。虽然，她仍然比丈夫有思想，有口才，然而，她还是崇拜他。
现在，丈夫的话讲得很“柴”，她并不以为耻。到底是他开的头一炮。讲的不深刻不要紧，有她“补充”呢。“我补充焦莽安的思想吧。”叶枫抽了一口烟，伸手轻轻弹了弹烟灰，然后目光平视很从容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苦果不是凭空结下的，它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累积而成的。刚才咱们看到的故宫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它的颜色、格局、结构、造型，都集中表明着中国的皇权，表明着一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美学观念。这些物质的、观念的东西，社会上到处都有残留。‘文化大革命’这种封建专制的东西发展到顶点了，物极必反，法西斯专制终于破解了，民主的力量向四面冲开禁锢。所以，今天中国的大趋势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运动，表现在政策上，就是放宽。开放就是一种放宽。然而，只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还不够，原来十亿人被捆成一捆，现在绳索断了，松绑了，可以活动了，整个社会还要继续发展向前，还要进一步改变经济、政治体制。所以，我认为：正确的战略与有效的实践在当前是最重要的。”
对面坐着的是许哲生。此刻，他垂着眼轻轻咳嗽了一声。就像他自己所知道的，他的咳嗽声是有分量的，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过了好几秒钟，他才声音沙哑地慢慢说道，“其实说大趋势并没有多大意义，那是政治算术，人人都能说一套。关键在于正确的改革战略，这里面就自然包括着你对大趋势的估计。”
“对。”他身旁的几个年轻人立刻附和道，“‘正确的战略，有效的实践’，你们说的正确战略具体是什么？”他们的话锋都向着叶枫。
“我简单说吧，在当前，在调整上当坚决派，在整顿上当强硬派，在改革上当稳健派。”叶枫看着他们很从容地说道，显出一种男性般的干练。
许哲生垂着眼，脸上布满深思。几秒钟的沉默中，他完全能感到人们在注视他，也能感到簇拥着自己的年轻人在跃跃欲试地想要发言。“这是个貌似正确的战略。”他说了一句，又微微停顿了一下。
万春亭上立刻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气氛。南边，许哲生这群人，北边，李向南这群人，同是改革派，但在战略思想上却经常发生像这样尖锐的争论。
“在改革上当稳健派，谁是激进派？我认为叶枫刚才的那个口号是个暧昧的口号。我不是不同意经济调整，比例失调需要调整，我也不是不同意整顿，我们面对着十年内乱留下的巨大经济困难，整顿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但是，根本又根本的出路是改革。要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改革。有人说我是先锋派，我认为，在改革上就是要当先锋派，当彻底派。提所谓的当稳健派，实际上是面对现实阻力的妥协。”许哲生声音低哑一句一句地讲完了。
几秒钟沉默。
商易笑了，通融而圆滑地插进话来：“我以为当稳健派的意思是：要在复杂错综矛盾的社会诸力量中找出合力线来，按合力线方向制定我们的战略，这样才实际可行。是吧？有的时候，先锋的战略，并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轨迹。”
“我们不应该站在平衡点上，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尽量使社会的平衡点往前移动一点，知道吗？”许哲生的声音提高了，露出一丝激烈来，“整个社会的轨迹是不会和先锋部队的努力完全一致的，但有了先锋的努力，社会的合力线才能往前移动一些。如果，先锋力量退到合力线位置，合力线还要往后退，知道吗？”
他是1966年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他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农村搞调查，写了不知多少篇关于农业政策的“反动文章”在地下流传，为此，他被抓，被判刑，被打坏了身体。现在，他在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中任职，一直怀着一种疾恶如仇的斗士情绪在搞改革。四十多岁